范仲淹有志于天下文言文概括

建校年代：1925年所在国家：日本所在省州：奈良县所在城市：天理市中国教育部是否认证：获得认证 天理大学的前身是1925年，以培养天理教海外传道者为目的而创设的天理外国语学校，在1949年，战后学制改革过程中成为现在的天理大学。从那时起，建学的理念也扩大为了“培养可投身于建设充满正气的世界的人材”，并一直向社会各领域输送着兼备宗教性与国际性的有为人材。本校作为与社会直接接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教授学生们幅度宽广的教养以及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各种体育运动和艺术文化活动等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着力培养学生们的高尚品格以及丰富的人格修养。 人类学部（宗教学科、人类关系学科）、文学部（国文学国语学科、历史文化学科）、国际文化学部（亚细亚学科、欧洲和美洲学科）、体育学部（体育学科），大学院设有临床人间学研究科（临床心理学专攻）。

大学，英文名称：Tenri University。是于1925年建立，1949年开设大学教育的日本私立大学；大学的简称为“天大”“天理”。

15周。日本天普大学指的是日本的天理大学，其学年制度和日本大部分大学相同，分为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每个学期的长度是15周左右。天理大学还设有暑期学期和冬季学期，分别在暑假和寒假期间进行，时间一般为2到4周不等，可以用于开设特定的课程或者进行文化交流等活动。

你好 1、前几年 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排名 第230名，这几年也差不多这个水平，其实从100名往后，100和500之间的差距很小。因此可以归为很一般的私立大学。 2、如果就是去读个大学，无所谓好坏，可以选择，他们直接面向我们大陆招收留学生，在国内有考场好像，前几年只审核材料。如果对大学要求稍高，还是选择别的吧。 ---非专家

据立命馆大学介绍，本月22日收到一封“8月26日12点7分对位于京都市内的立命馆大学等多所教育机构实施爆炸”的邮件。校方与警方商量后，决定26日关闭市内的朱雀与衣笠的两处校区以及立命馆小学。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师生进出校园。收到26日要实施爆炸威胁邮件的大学，还有龙谷大学、京都产业大学、京都橘大学，各大学加强了戒备，也都禁止学生出入校园。目前，京都府警方认为这可能是一起使用暴力威胁干扰学校业务的事件，正在展开调查。扩展资料：日本集群感染大学被威胁“点火”奈良县18日新增确诊39人，是该县历来日增最多的一次，其中29人都来自于天理大学的橄榄球部，与该校相关的感染者累计已达53人。然而比疫情蔓延更快的，是人们对感染者及其相关人员的歧视。根据天理大学和市政府的消息，不属于橄榄球部的多个学生被要求“停止打工”、被教育实习的学校“单方面告知中止实习”等。8月20日下午，天理大学校长等人因多名学生被停工的不当行为召开了记者会，呼吁停止不正当的处理和歧视的助长行为。这种对于感染的过度恐惧甚至歧视，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今年4月初，京都产业大学发生了涉及13个府县、70人以上的集群感染，为了防止感染扩大，学校积极公布了感染人员的相关信息，但却因此收到了数百条抗议、投诉的电话和邮件。除了不停有人要求“告诉我感染学生的住址”，甚至有“要给大学点火”、“要杀了你”的威胁，该大学的学生也有被拒绝进餐厅、打工被解雇的情况。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日本多所大学收到恐吓邮件 26日要炸掉学校

潮剧，一种融合了优美唱腔和独特表演形式的戏曲艺术，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起源于潮州，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全球潮州人的精神纽带。潮剧的发展历程可通过以下几个阶段来追溯：【历史见证】潮剧的确切形成时间及基础，长久以来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潮剧起源于潮州巫术中的“关戏童”，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弋阳腔的一个分支，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海外发现的明代潮剧本以及国内出土的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潮剧的渊源才得到确凿的史料证实。1936年，中国历史学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了关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荔镜戏文》的文章。这部戏文的全题是《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尽管牛津大学的刻本最后一页有所残缺，但向达根据字体和插图形式推断，它可能刊刻于明万历年间。向达介绍的牛津藏本之后，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时，发现了藏于日本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和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这些发现为潮剧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1958年和1975年，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安县凤塘的明墓中出土了《蔡伯皆》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剧本。这些抄本的价值在于它们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文物的重大发现。《琵琶记》是宋代南戏，经元代高明改编后广泛流传。明清时期，《琵琶记》的版本众多，其中保存或接近高明原本的有陆钞本和巾箱本。揭阳出土的抄本被认为是对研究《琵琶记》版本、文学、唱腔、表演等方面发展演变的宝贵证据。《刘希必金钗记》是宋元南戏剧本，其文献价值在于它是继《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之后，发现的第四本宋元南戏剧本。从文物意义上看，它比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戏文刻本——明代成化年间的《白兔记》还要早三十多年，极为珍贵。总结来说，潮剧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嘉靖年间，而其形成的具体年代可能更早。潮剧的演出本多用潮州方言演唱，体现了地方特色文化的独特性。通过出土的剧本和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窥见元明时期南戏在潮汕地区的繁荣演出活动，以及潮腔在这一过程中的形成与发展。

1992年，以日本京都大学、天理大学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三次组团踏访马岙，对马岙遗址群进行学术考古研究，肯定了日本弥生时期的稻作文化始于马岙。马岙向来也是舟山本岛的交通中心、军事重地。唐开元年间，曾以马岙为翁山县城。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岙成了舟山本岛和岱山、嵊泗、宁波间的重要革命交通站和联络枢纽。唐家老街中心的古民居建筑群，显示了马岙当年的繁荣、昌盛。走马楼、景行书坊等一些古建筑更是富丽堂皇，气宇轩昂，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富有古朴典雅的江南民居建筑特色。马岙镇，古称“景陶”。据考证，马岙具有近六千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已被列入浙江省历史文化保护区。2009年底，全镇有人口3735户，10223人，耕地面积9147.35亩。全镇企业100余家，全年实现社会总产值106.68亿元，同比增长48.54%；实现企业总产值105.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00.96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48.3%和54.8%农民人均收入11460元，同比增长10.64%，成为了我区首个、全市第三个百亿工业强镇。

韩国外国语大学(HUFS)创立于1954年，半个世纪以来，作为国内唯一的外语专业高等院校韩国外大一直面向世界不断地努力着。韩国外大在国内首创英语学院，增设中亚语科、希腊巴尔干语科等14个语言学系，扩大了外语和外国学研究领域。1963年与日本天理大学进行交流后，同美国伯克利大学等51个国家107所大学缔结的学术交流协议，可说是将大世界融进校园的韩国外大的世界化过程。韩国外国语大学是一个融世界语言文化的小地球。 韩国外大独具的教育系统使得只要步入韩国外大的学生就能熟练国际共享的英语和其它外语，同时掌握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生物工程、计算机工程等自然、工程科学等的专业知识。目前首尔与龙仁两校区共有一万八千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包括80多个外籍教授，韩国外大拥有优秀的教授阵容，在维持着学术优越性的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而且还有刻苦地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七万多名校友，作为外语专家、国际地区学专家、媒体工作者、国际贸易专家等，在各个领域表现出卓越的才能。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清末民国之初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策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丄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 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 件、明朝31件、清朝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询《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北京师范大学和国外学校做交流生项目学校有近百所。如：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延世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庆熙大学韩国首尔教育大学日本同志社大学日本一桥大学日本神户大学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亚洲校园项目）日本广岛大学日本天理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印尼建国大学亚洲理工学院韩国高丽大学哈萨克斯坦KIMEP大学日本庆应大学日本金泽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大阪大学日本横滨国立大学

道坚达摩禅师在中国数十年，一生传授禅法，培养徒众，为中国禅宗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传授的禅法，经他的弟子记录、整理出来，即现存的《二入四行论》。 《二入四行论》，在宋代道原所编的《景德传灯录》中，称之为《菩提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现存《二入四行论》的各版本中，以敦煌本、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朝鲜天顺本的内容最为完整，也最有价值。本文的白译，便是以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依据敦煌文献出版的《少室逸书及解说》中的《二入四行论》（安宅佛教文库1936年版）。 二入四行论 一、昙林之序 原文：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人，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之子也。 译文：达摩法师，为西域的南天竺国人，是大婆罗门国王的第三个儿子。 原文：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摩诃衍道。 译文：（他）天资聪慧，性格疏朗，凡他所见闻，没有不知道的。他的理想，是投身于自利利他的大乘菩萨道。 原文：故舍素随缁，绍隆圣种。冥心虚寂，通鉴世事。 译文：因此，他舍俗出家，继承和弘扬佛教的度生事业。（对内）他追求内心的虚寂和幽微的禅定境界，（对外）他通达和洞鉴世间万象的真谛。 原文：内外俱明，德超世表。 译文：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物质两层面，他都明了无碍。（他不仅学识超人）其高超的德行，被奉为世人的典范。 原文：悲悯边隅，正教陵替。遂能远涉山海，游化汉魏。 译文：（由于）他悲悯佛法衰微的边隅之地（指中国），于是远涉山海，来到汉魏，到处宣扬佛法。 原文：亡心之士，莫不归信。存见之流，乃生讥谤。 译文：相超然物外的人士，没有不归信于他的。心执我见的人，却因之而讥谤于他。 原文：于时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俊志高远。 译文：当时只有道育、惠可二人，这两个出家人，虽然是年青后生，但他们却有崇高远大的理想。 原文：幸逢法师，事之数载，虔恭谘启，善蒙师意。 译文：幸而他们遇到了达摩法师，跟从他几年时间，虔敬地谘问启请，从不有违师意。 原文：法师感其精诚，诲以真道：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 译文：达摩大师被他们的精诚所感动，便教给他们解脱的大道：这样安定自己的心，这样将深奥的理论付之于实践，这样随顺天地万物，这样是弘法利生的方便。 原文：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 译文：这是大乘的安心之法，它不会使你走入歧途。 原文：如是安心者，壁观；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着。FONT> 译文：什么是安心？壁观；什么是发行？四行；什么是顺物？防护讥嫌；什么是方便？遣除一切妄执而不执着。 原文：此略序所由，意在后文。 译文：这里仅略序大概，意在抛砖引玉，承起后文。 二、正文 原文：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译文：体悟佛法的真谛有许多的途径，简单地说，不外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原文：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 译文：什么是理入？即凭借言教（语言、文字等），而体悟佛法的真谛。（应）深信有情生命体，都是同一佛性，却为客尘烦恼所覆盖，不能显现明了。 原文：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 译文：如果要舍去妄执，同归真性，应当凝心不动，住于壁观。心中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分别，凡夫和圣人都如如平等，没有高下之分。如是坚住不移。 原文：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译文：再不随于文教的限制，这就与真理暗相符合。没有自他凡圣的分别，心境寂然无为，称之为理入。 原文：行入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行中。 译文：什么是行入？即所谓的四行。其他的各种行，都统摄在这四行中。 原文：何等为四？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 译文：什么是四行呢？一是报怨行，二是随缘行，三是无所求行，四是称法行。 原文：云何报怨行？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 译文：什么是报怨行呢？实践佛法的人，如果在受到苦难的时候，应当从内心如是思惟观察： 原文：人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怨憎，违害无限。 译文：人们从过去无数的时劫中，抛弃了根本的真如法性而随从外境的末流，流浪在六道轮回之中，常怀怨尤憎恨的恶念，彼此斗争、毒害，没有止境。 原文：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怨诉。 译文：我今生虽然没有过错，（遭受这样的苦难）是我过去冤孽的偿报。不能怨天尤人，因为上天和别人，都是不能给与我苦难的。 原文：经云：逢苦不忧。何以故？识达本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怨进道，是故说言报怨行。 译文：经上说，遭遇苦难而不忧惧。为什么呢？是认识和到达真理的本源的原故。这个无染的真心生起来的时候，是与无上的道相应的，自然会体谅平息因苦生起的怨恨心，而增进道业。（如上思惟观察）就是报怨行。 原文：第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 译文：第二是随缘行，众生本来是没有独立自性的，并随自己的业力而流转生死。众生所感受的有苦有乐，都是从因缘而生。 原文：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 译文：如果得到荣誉等殊胜的果报，只不过是我过去所作的善业感招，今天才得到报偿，当因缘散灭的时候，它就会如烟消失，这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呢？ 原文：得失从心，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 译文：一切得失随顺于心性，心中不因得而增加什么，也不因减而失去什么，不受外界喜怒之风的干扰，巍然不动，就冥顺于不可言说的真道，因此说名随缘行。 原文：第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 译文：第三是称所求行，世间人都长时沉迷在苦海中，时时刻刻贪求、执着无厌，便称之为求。 原文：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 译文：有智慧的哲人对于真理的启悟，将真理运用在现实的世间，安心于寂静无为的心境中，形体随顺于道而自然运化，不作刻意的贪求。宇宙万有，莫不皆空，还有什么值得追求和庆幸的。 原文：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 译文：人生善业的功德和恶业的黑暗，常常交相随逐，无有休息。久居的三界之中，犹如火宅一样，生死交互逼迫。只要有业报感招的有漏之身，皆诸苦为患，谁能得到安宁呢？ 原文：了达此处，故于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则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 译文：（圣人）明了通达这个道理，所以在万有的世间中，息诸妄想，无欲无求。如经上说，凡有所求，都会感招苦报，若没有贪求，就会得到快乐。知道无求的道理，是是真正的有道行者。 原文：第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 译文：第四是称法行，心性本净的理体，称为法。此理体的万相都是性空的，没有染污和执着，没有彼此的分别。 原文：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 译文：《维摩经》说，法性之中，没有众生的相状，因它远离众生的烦恼；法性之中，没有独立的自性，因为它远离了我相的执着。有识之士若能信解这个道理，就应当随顺法体而践行。 原文：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不着。 译文：法体对于身体、寿命、财产等，是没有悭贪之心，应当应当广行六度之施舍度，使内心没有吝惜，达到不执于施者、受者、所施物三者，即所谓的三轮体空，没有偏和执着。 原文：但为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利，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 译文：只是为了去除内心的污垢，摄化一切有情，而不执着于这些外相。这样不但能利益自身，还能利益他人，更能使菩提之道更加庄严，并之增长。 原文：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译文：施舍是六度之一，余下五度，也应该这样修持。为了去除妄想而修行六度，而不执着于所修之行，便是称法行。 【转帖即为法布施，功德无量】出处参考：http://www.foyuan.net/article-99181-1.html

1、春日大社中国人能去吗2、日本奈良必游五大景点3、日本神话溯源（二）春日大社中国人能去吗春日大社中国人能去。春日大社是奈良县奈良市奈良公园内的一座神社，旧称为春日神社。建于和铜二年（710年）。建设者为藤原不比等。为当时的掌权者藤原家族的守护神而建造起来的神社，神社内也因藤而出名。社内供奉的神明包括武瓮槌命、经津主命、天儿屋根命和比卖神。神社例祭日为3月13日（春日祭）。日本奈良必游五大景点 “旅”是旅行，外出，即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是外出游览、观光、娱乐，即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作的旅行。二者合起来即旅游。所以，旅行偏重于行，旅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含义。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日本奈良必游五大景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1、奈良公园 奈良公园又称为梅花鹿公园，是一所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2公里的公园，园内宽阔的草甸上有许多小鹿在嬉戏玩耍，园内还有东大寺、兴福寺、春日大社等奈良代表性的寺庙。潺潺流水、池塘和小溪为公园的景色增添了色彩，树林中隐约可望见寺庙的大屋顶和塔楼。公园中一年四季景色优美如画，终年观光游客络绎不绝。2、奈良县立美术馆 在1972年，由于接受了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到现代为止的、以美术为中心的收藏品的馈赠，而正式成立。其内容除了有代表江户时代的画师“东洲斋写乐”，“喜多川歌”，“葛饰北斋”等人的.浮世绘作品和日常用品外，还收藏，展示了与奈良县有关的绘画，雕刻等约4200件作品。另外，在春季和秋季还举办特别展览会。 开放时间9：00至16：30/星期一（星期一为国定假日的时候，第二天休息）票价根据展览的内容而变动 从JR—近铁奈良车站乘20、23、63、90、136路公共汽车，到KenchouMae下车后，徒步需3分钟从近铁奈良车站徒步需5分钟。3、奈良柳生街道（坂销路） 江户时代（17世纪），在将军家中教授剑术的柳生一族曾经居住过的村庄“柳生之村”和奈良之间，作为近路而开辟成的步行道路。在长约17km深山里的道路上，有许多铺石的部分，在道路两边的岩石上，凿刻有“夕日观音”、“地狱谷石窟佛”、“首切地藏”等数量众多的石佛。0742—94—0002柳生观光协会/白天随时可以参观/无休息免费从JR近铁奈良车站乘 100、101、 102、103路公共汽车，到WariisiChou下车后，徒步需20分钟。4、奈良若草山 若草山是一座全体被青草所覆盖的、海拔标高为342m的起伏平缓的山。通常只有在春季和秋季才可以进入，从游览步行道徒步登山。但也可以乘公共汽车通过新若草山兜风车道直接到达山顶附近。在每年的“成人节”（1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的前夜里，会举行烧山活动，由山脚下燃起的火焰慢慢地向着山顶爬升，好象要把夜空都烤焦了似的，景色壮观。 开放时间/9：00至17：00/惟有在3月下旬至6月下旬，9月上旬至11月中旬到下旬的期间内才可以登山。 150 日元从JR—近铁奈良车站乘36、37、129、160路公共汽车，到DaibutsudenKasugaTaisyaMae下车后，徒步需10分钟。主要的对外公开活动：若草山烧山活动——1月成人节的前一天。5、奈良细语小路 从春日大社二鸟居开始到高佃町为止长约500m左右的散步小路。沿途上辗木的原生林树木茂盛，到了3月中旬，则开满了与君影草相似的、白色的、楚楚动人的小花。 0742—22—7788（春日大社）/白天随时可以游览/无休息从JR—近铁奈良车站乘36、37、129、160路公共汽车，到KakugaTaisyaOmoteSandou下车后，徒步需10分钟。日本神话溯源（二） 如果是接着上回讲的话，应该讲到淡路岛的伊邪那歧神宫（伊_诺神宫），因为伊邪那歧在那边造出了一堆的神，高_神、暗_神之类水神、住吉大社的三住神等。还有之前我倾向于是他和那美生出来的三贵子，一般说法是洗左眼是生出了天照大御神（太阳），洗右眼生出了月读命（月），以及洗鼻子时出来的的须佐之男（海）。 有人说日本的辉夜姬传说（竹取物语）里的辉夜姬是月读命的化身，而实际上月读命是位男神，而且在整个神话体系里存在感比较低...我读书不够，暂时不知道为什么。至于辉夜姬的传说，后来有人考证是来源于中国广西云南一带的民间传说的改版。从这里多多少少又可以看见一些民间传说流动的脉络。 回归正题，这次刚好有时间，便打算重新游一遍京都奈良。近畿地区算是日本古文化的宝库了，从平城京到平安京，各种神话和历史交织在一起。 第一次去奈良的人，首先肯定是会去春日公园和鹿儿们一起玩耍，然后就会发现奈良的鹿都是流氓...你手里有鹿饼干的话，必然会遭到一大群鹿的哄抢，有的鹿甚至会扒你裤子。之后必去的景点大概就是东大寺和春日大社了。 比起流氓鹿，我觉得我更喜欢那古树参天的森林和爬满青苔的石灯笼。 我一直抱着去景点之前要先了解与之相关的故事的准则，这样，在到了目的地之后才会兴趣盎然。比如说春日大社，曾在书里看过，是式神信仰的鼻祖这里的氏神不同于安倍晴明用的那个，是氏族的守护神的意思。而阴阳道的式神是之后安倍晴明发展出来的，玩过阴阳师的人，或多或少都能知道一点。虽然都两个都是shi神，在日语里的发音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至于创建春日大社的初衷，据传是因为当时平成京迁都至平安京（复刻版长安，日本古称洛阳）后，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制，以至于平安京形成了一定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氏族的势力（表现为进京当官的人不能随随便便离京，返回氏族等）。当时在平成京拥有大权的藤原氏（忌部中臣氏之后，据传中臣氏始祖 天_屋命 ，是天孙降临时便开始辅佐天孙之人），为了稳定氏族势力，在春日山上请神（ 武_槌命 也叫鹿岛神），因为武_（weng）槌命是骑着鹿下到春日山的，也就有了现在奈良公园满地是鹿的缘由（鹿是神使）。 之后春日大社将武_槌命与中臣氏始祖一同祭于春日山，便有了藤原氏的春日大社。之后的春日大社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成了遣隋，遣唐使出发和归来时的祈祷、接风之地。春日大社的春日祭据说就和遣唐使有很深的渊源。 而东大寺则和八幡神的出现有关，具体建设期间我没过多了解（对寺庙暂时不感兴趣，实际上是学习不足w），而八幡神则是神佛习合的产物，（日本受中国传入佛教的影响很深，以至于本国的神道教与佛教交融在一起很长时间，那个时期的神道教也可以称之为“两部神道”，两部是佛教用语。而形成如今的局面，是因为明治天皇颁布的“神佛判然令”，对于“神佛判然令”的解读有很多，有说是为了扩充军费的，但至少在宗教领域，也算是给日本的神道教提纯了。）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宗教都处于神佛不分的情况，每一尊神明都对应一尊佛或者菩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日本的佛教其实已经有别于传统佛教了，甚至随着神佛习合的推进，日本还诞生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修验道”。 以上都是些零碎的知识，古事记从神代以后，经过天孙降临和神武东征，进入天孙（天皇）的时代后，故事细节等都渐渐的丰富起来，类似于荷马史诗那种神话和历史交织的感觉了。所以说到神代以后的故事，需要很多的篇幅，在此篇幅有限，我就只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今天没有第一时间去春日大社，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便是先去的春日大社，算是写在旅游手册上的景点了，也能遇见不少外国游客，时不时就能听见远处传来一句普通话。 这次旅程的第一站是大和国一之宫的大神神社，祭神是大己贵神（大国主命）的荒魂，也叫大物主神【神道有一灵四魂说，一尊神明有他的和魂（亲切平和），荒魂（勇武暴戾），幸魂（回报努力之人也说是神爱的表现），奇魂（赋予奇迹）】。而大神神社之所以祭祀的是荒魂，据说是两千一百多年前当地疾病蔓延，被认为是大国主神的荒魂作祟（大国主神也被称为医药之神），由崇神天皇亲自设立了大神神社来祭祀大物主神吗，以求地域的平和。 今天的巡礼碰上了下雨，不能拍出很好的照片，但天气也因此凉快了许多。神社所在的三轮山云雾缭绕，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三轮山也是大和民族的发迹之地，在日本有着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古老的《万叶集》的诗歌有很多都是出于此地，沿着山边的小路绕山盘行，不时就会有记载着《万叶集》中某一首诗歌的歌碑出现，让你实地体验诗歌作者当时看到的景色，说不定也能让你触景生情。 因为下雨，小路有些潮湿，空气也被充分的湿润了，散发着深山苔藓的气息。随着小路四周景色的推移，粉的、黄的、绿的、褐的。伴随着雨滴自荷叶间滑落，散发出荷花的清香，小路上水雾弥漫，提炼出万寿菊特有的深沉中带点酸涩的香味，有啪塔啪塔和雨滴一同落下枝头的柿子的味道，也有浸着水的泥沙地上，银杏果子被踩碎后发出的酸臭味。深入丛林后，光线随之暗下来，伴随着泉水叮咚，隐隐约约便可以闻到蕨类植物特有的腐质气息。杉树皮和苔藓在雨滴的浸润下，也散发着淡淡的杉树林特有的树木油脂的清香。 这便是神明居住的地方。 走过大神神社后，沿着小路顺便拜访了它的周围的一些小神社。其中之一的狭井神社保留着三轮山对于山泉神水的信仰，在神社的背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泉水小屋，顺应时代发展做了些现代化的改造，按着石头上的按钮，就能接到三轮山的泉水，传闻有着治病驱邪的功效。 沿着小路一直走可以去往石上神宫。时间有限，路途遥远，而且还会错过中间的大和神社，所以我还是选择坐车。 从三轮坐到长柄，走一段田间小路就能到大和神社。这个神社祭祀这大和国的国魂，有名的战舰大和号的名字便是源于此地。据说大和号上也祭祀着一座小的大和神社。来到大和神社时，雨已经下得特别大了，以至于拍出的照片里全是雨线。神官看到我后，优哉游哉的从住的地方进了社务所，大概是知道我肯定会要拜求朱印（可以理解为到此一游的证据）。 神社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战舰大和号展览馆，里面放着一些大和号的模型和照片，还有神社专属的挂画。对于大和神社的缘起我暂时没有过多的探究~就不多说了。 之后一路去到天理市，到石上神宫。石上神宫在上古时期曾经是大和民族的武器库。说是这么说，存的都是大和国的神器，像八尺镜、草雉剑之类的都曾经存放于此处，也是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社了。神社的入口处，养了很多公鸡，据说这也是神社鸟居最早的起源。鸟读作tori，居读作i，而鸡在日文里大部分时候也读作tori，而居的i也有在和停留的意思，所以有鸡停留的地方（大多是树枝），便成了最早鸟居的雏形。 回车站的公交将近两个小时才有一班，于是我选择步行。在回车站的路上，不经意间瞥见了天理大学的校舍，然后我就酸了。我也想要这样的校舍啊，古风慢慢的建筑，栏杆有着鸟居的元素，而屋顶有着神社的元素，民族感十足。然而天气不好，拍出来的照片阴沉沉的。 腰酸腿疼的回到天理站，看好列车时间表，便向着今天的最后一站进发。 广濑大社在很偏的地方，从法隆寺站下车后，还要沿着大和川走将近半个小时的路程。这些偏僻的古社也大多不会写在奈良的导游手册上，但是这次的旅程是名社巡礼。对于延熹式钦点的一宫二十二社名神大社，我想着尽可能的不落下。 到神社时已经将近下午六点了，由于下雨，以及神社镇守着的茂密森林的原因，天色已经暗得很难拍照了。可能是由于地处偏僻的原因，神社似乎没什么人气，在绘马棚里挂着的绘马很多都是五六年前的了。但是名神终究是名神，这些古社大都有着一两千年的历史，社内也是古树参天。 广濑大社的祭神是若宇加能卖名，水神神格。因为广濑大社所在之地是奈良主要河川的合流之地，建社于此是为了镇守这一方水土。日本有着水神神格的神有很多，一开始说的高_神和暗_神，还有高_神的女儿日河比卖等等。具体对应着哪一方面的水，总有些傻傻分不清，只知道高_神是雨水，暗_神是地下水，日河比卖是河川之水，而其他水神神格的持有者的分工却不是很明白。 转完这几座大社，回到大阪的朋友家是，已经是晚上八点。她提前准备了螺蛳粉吃，身子很累，却心情愉悦。而写到这，已经将近晚上两点了。这样便引出了我常和朋友说的一句，话“我这是旅行，不是度假。没有悠哉，也没有小资。”。那些苦行僧的想法，感觉我多多少少能理解一些的样子。 不知道传图片为什么那么麻烦这次我是极大的缩小了图片的尺寸了的看起来都有些糊了不是我不想发好照片啊

出生于信浓国下桑原村（今长野县诹访市），为高野七兵卫长子。幼名与左卫门。后因父母去世而被伯母收为养子，命名为岩波庄右卫门。 12岁时，养父母去世，遂由居于伊势国长岛的亲戚抚养。宽文八年（1668年）初出仕长岛藩主松平康尚，更名河合惣五郎。约于天和元年（1681年）致仕。后师从于吉川惟道学习吉川神道。元禄二年（1689年），陪同松尾芭蕉踏上奥之细道之旅。著有《曾良旅日记》（失传二百余年之后，于昭和十八年（1943年）断定其所在，是天理大学图书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的重要文化财产典藏）宝永六年（1709年）成为幕府的巡见使随员巡视九州，翌年、在壱岐国可须村风本（现长崎县壱岐市胜本浦）巡视途中病逝。享年62岁。法号贤翁宗臣居士。葬于壱岐岛能満寺。元文五年（1740年），卒30年后于故乡的诹访正愿寺立墓碑。平成六年（1994年）5月24日，河合曾良的临终之地旧胜本町与诞生之地诹访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旧胜本町与旧壱岐郡3町合并（平成大合并）而成的壱岐市也继承了这一关系。

导读：在以化名“方回”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傅斯年、李济致信于右任：张大千在敦煌破坏壁画，情形很严重曾有不少人替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行为做过辩护近日，有情侣因在故宫三百年铜缸上“画心刻字秀恩爱”而遭舆论声讨。不过，揆诸历史，为个人喜好而破坏文物这种事情，名人们干得也不少，只是或为尊者讳，或因现实利益勾连，大多隐而不彰。张大千40年代对敦煌壁画的破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41年初，张大千率妻儿门生，抵达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两年七个月。期间破坏壁画甚多。不过，对张的这一行为，迄今仍有不少辩护之词谬种流传。如有人以“亲历者”身份公开刊文：“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十多年，据我亲眼所见，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更有张的友人谢稚柳辩称：“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①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这些辩护都站不住脚。张大千不但乱剥壁画，还乱在壁画上勾描，甚至题写自己的名字之所以说上述辩护之词乃“谬种流传”，是因为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核心档案尚在，不容辩驳。兹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给于右任信函如下：“右任先生院长赐鉴：去年年底，济(李济)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君联名一函，谓：卫聚贤君自敦煌考古归来，在成都公开讲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壁画，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惟各朝代之壁画，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内，后来之人，于其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后，对于冯、郑二君之意见，深表同情，惟以张先生剥去壁画之举，冯、郑两君未尝亲见，仅凭卫君口说，或有失实，深恐有伤贤者，故未敢率尔上尘清听。以后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亦作同样说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陈。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先生参加，向君为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绩，又早为中外人士所共晓。九月间，由渝飞兰，西至敦煌，顷接其来函，谓在千佛洞视察一过，并与张大千先生相识。张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学生之助，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壁画有单层者，有数层者;数层者，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又，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钩勒，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向君认为此种举动，如尚任其继续，再过二、三年，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来此间，斯年深觉向君此文关系重大，埋没可惜，故油印廿余份，分送有关艺术之友人……至于向君将千佛洞收归国有，设立管理所之建议，及斯年之附注意见，亦冀大力劈画促成。庶几国家重宝，得以永存……”②1959年于右任(前排左)、张大千(前排中)、张群(前排右)合影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大千破坏壁画一事，自1941年他率团队抵达敦煌后，就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而且告状信很早就递到了傅斯年和李济手中。但傅、李二人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更碍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在未获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行动。直到著名史学家向达1942年随考察团前往敦煌，亲眼目睹了张大千大肆剥掉外层壁画，而且还在壁画上随意涂抹，甚至题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张髯大千”……向达深感“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向傅、李写了详细的报告，傅、李二人才以联名函的形式，请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张大千。著名史学家向达，是阻止张大千将敦煌壁画破坏殆尽的最大功臣教育部考察团目睹了张大千不按原图临摹外层壁画，被毁壁画永难再现傅、李信中提到“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亦作同样说法”，乃是指由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张大千率自己的团队在莫高窟“考察”时，该考察团也在莫高窟做调查。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很不以为然。王说：“我们(临摹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③换言之，张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留下了临摹稿，但他的临摹，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相反，只是根据个人理解而绘成的“还原图”，这就直接导致被毁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惟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还原图”。向达目睹张大千因个人喜好，“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向达向傅、李二人反映张大千对文物的破坏，傅、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转述时，是做了弱化处理的。姑引一段向达致傅斯年书信原文：“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④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隋文殊问疾》（部分）被砍掉的壁画彻底损毁，露出的新壁画也多因毫无剥离技术而残破不堪在给曾昭燏的书信中，向达对张大千破坏文物的行径，有更细致的描述：“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是国家所有，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张氏何人，彼有何权，竟视千佛洞若私产，任意破坏，至于此极?此而可忍孰不可忍!”⑤在稍后以化名“方回”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便大发其历史癖，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往往还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后来的泥灰才能粘上，剥离之后，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层未被剥坏，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过久，一经剥离，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也往往连带的粘去了。所以剥离壁画，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个人的意见，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随便剥离，往往得不偿失，后悔无穷。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以免损坏画面，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用不着一一细说。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⑥虽于1942年底遭曝光，但张大千手眼通天，仍迟至1943年11月才离开敦煌但是，向达的大声疾呼，并没有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到1943年4月，才有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请他“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与此同时，张被聘为“敦煌艺术研究院”筹委会委员。该年11月，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迟迟离开敦煌。就现有材料来看，张大千及其团队，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至于破坏总量如何，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今日已难详细考证。⑦学术界针对此事，当日曾有感慨：“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⑧事实上，除破坏壁画一项外，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⑨注释①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P482-483。②该函原件现藏台湾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对张大千的控告函，写于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于台湾中研院。③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岳麓书社，2005，P70-71。④⑤向达致傅斯年函，1942年11月5日。向达致曾昭燏函，1942年11月5日。⑥向达，《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重庆《大公报》，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连载。⑦向达曾撰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但不知现存何处。见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收录于《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⑧汤用彤致胡适信，1943年1月19日。⑨贺世哲，《对张大千“不曾破坏敦煌壁画”之质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01期。

1957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执教。一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在辽宁少数民族调查组的五年间，他参与编写了《满族简史》和《满族社会历史调报告》。 对满族历史做过认真地研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50多篇文章。1984年6月至1985年6月日本河内良弘邀请，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为天理大学图书馆编纂满文书目，并搜集了满学方面资料。经过长期努力，熟练地掌握了满文，翻译满文本《尼山萨满传》，此外还参加翻译了《满文老档》及其它满文资料。执教40年来，共开了8门课，并从1988年起招研究生，现只培养博士生，作到教书育人。

很多年来，人们都以为龙谷大学所藏的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独一无二的，“孤证不立”的原则让人们对这种异常知识史现象将信将疑。然而，1988年，日本旧岛原藩松平氏的菩提寺即长崎的本光寺，又发现了一幅同样有权近跋文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回的地图长220厘米，宽280 厘米，比龙谷本还要大，是用很厚的纸绘制的，据宫纪子研究 ，它和龙谷本出自一源，却略有不同，可能比龙谷本要晚一些，因为它已经根据16世纪的资料，补充了一些朝鲜和日本的地名。这已经太叫人吃惊了，然而发现还在继续，这些年里，日本学者又陆续在熊本的本妙寺、天理的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发现了同样左有欧洲、非洲、阿拉伯半岛，右有巨大的朝鲜和日本的《大明国地图》。而中国也在最近几年，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大明混一图》，这幅更大的地图上也画了欧洲、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只是这个地图左边的非洲和右边的朝鲜，都比上面几幅地图小了一些，而日本列岛却变得大了许多。本光寺版相对于龙谷版的显著区别是修订了日本地区的地图。但也犯下了一些传抄错误。比如将地中海的海岸线，误认为河流。

潮剧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曾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从潮州巫术“关戏童”发展起来的，一说潮剧是弋阳腔的一支，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直到世纪30年代以来，流存于海外的明代潮剧剧本的发现，以及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在潮州出土，潮剧的渊源得到了史料佐证的论说。　　1936年，我国历史学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首次介绍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荔镜戏文》（即《陈三五娘》剧本）。戏文的全题《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牛津大学所藏的这个刻本，因“最后一页有残缺，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但向达认为“就字体各插图形式看来，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　　向达介绍牛津的《荔枝镜》藏本之后，二十年过去了。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傅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一个是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藏于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班曲荔镜戏文》是同一刻本。但该本保存完好，末页是书坊告白的文字和及“嘉靖丙寅年”字样。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燠年号，嘉靖丙寅年即公元1566年。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大全》，没有刊刻年号，但据专家考证，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见《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后记》）。　　嘉靖刻本卷末刻有书坊一段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计一百五叶，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说明这个“重刊”本，是从旧本“荔枝记”，揉合潮泉二部，增“颜臣”、北曲等内容，并“校正”旧本荔枝记文字的差讹而成的。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本，这就是 林燕云饰郭佳刊于明万历辛巳（公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这个“新刻增补”的潮剧本，不称《荔镜记》，而称《荔枝记》，是与《荔镜记》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它的底本是不是嘉靖重刻的荔镜记依据的原本，沿难断定，但这个刻本是“新刻增补”本，说明在万历之前，已在原刻（初刻）存在了。这个刻本的卷首，刻有“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字样。地方戏曲向不登大雅之堂，戏曲编剧者署上名字也不多见，这个刻本把编剧者潮州人李东月也刻上了。就在流传于海外的潮剧明代刻本被陆续发现期间，1958和1975年，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安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相继出土《蔡伯皆》（即《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剧本。这两个抄本的出土，引起国内外戏曲专家的高度重视，认为“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珍贵文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潮剧的发展　　我国戏曲在12世纪至13世纪形成北方杂剧和南方戏文（南戏）。北杂剧在宋金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至元代达到繁荣；南戏是12世纪初叶，在浙江温州首先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宋元二百多年的流传发展中，南戏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流传，形成了弋阳腔（江西），海盐腔、余姚腔（浙江），昆山腔（苏州），以及泉潮腔（闽南粤东）等声腔剧种。南戏流传到各地并形成地方声腔剧种，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南戏原有的曲调流传到各地之后，被戏曲演员以当地语言传唱着，由于语言、语调上的差别，使之不断变化，在风格上也逐渐地方化起来；一种是当地的民间音乐——从秧歌、小调、直到某些宗教式歌曲，不断地被采用到戏曲中来，丰富着原有的曲调。这两种因素相互渗透，便形成了若干不同风格的声腔剧种。”　明本潮州戏文的发展，证明了现潮汕地区在元明时期有过繁荣的南戏演出活动，一些在史籍上记载已佚的宋元南戏早期剧本，如《颜臣》（即《陈颜臣》，演陈颜臣与连静娘的故事）、《刘希必金钗记》，就是早期南戏曾在现潮汕地区流传的佐证。　　其次，《蔡伯皆》、《刘希必金钗记》，均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南戏剧本，说明南戏流传到现潮汕地区之后，潮州艺人曾用潮州方言演唱，由于语音、语调上的不同，使原有的曲调起了变化，同时还吸收潮州的民间音乐、小调等，从而在南戏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声腔——潮腔。明代戴璟在《广东通志》所载：“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所载：“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日潮州戏。”这两手抄演出本的出土，是潮人以乡音唱南北曲的佐证。　　其三，《荔枝记》、《荔镜记》是以潮州民间故事编写，结构完整、手法娴熟、用潮腔演唱的剧本，说明潮腔在嘉靖年间已趋于成熟，那么，它形成的年代，自然应在嘉靖之前。前到什么年代呢？有的戏曲研究专家根据有关的史料，认为“明中叶以前，泉潮腔已很盛行，它有独特的剧目和演出形式，流传在泉州长、漳州、潮州一带”。“明中叶以前”即15世纪初，距今已有500多年了。如果从《荔镜记》刊刻的嘉靖丙寅（1566年）算起，潮剧历史的绝对数字，也有4 4 0多年了。传承　　新世纪以来，潮剧界开展了一系列的传统剧目传承活动。　　潮剧现有的这批传统剧目，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经过加工提炼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剧目。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长戏当属《荔镜记》《苏六娘》，折子戏则有《扫窗会》《芦林会》《辩本》《闹钗》《刺梁骥》《闹开封》等。在五六十年代，潮剧界能人甚多，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济济一堂，社会上的文人学者也无微不至地关注着潮剧，当时对传统的整理传承达到了一个高峰。专家学者对大量的传统剧目进行了甄别筛选，绝大多数有提炼价值的剧目经过加工，成为潮剧的经典和保留剧目。这批剧目剧本紧凑，立意高，唱词文雅，文学价值很高；音乐既保留了传统，也融入了新素材；动作设计与人物塑造紧密相连，并保留了潮剧细腻典雅的特色和独有的表演程式。现状　　潮剧是中国古老戏曲存活于舞台的生动例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表现形式的代表之一，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审美价值。1990年以后，潮剧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多种现代文艺形式的冲击，投资减少，人才流失，艺术水平下降，优秀的传统表演艺术濒临灭亡，正处在艰难发展的状况之中，亟待保护和扶植。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潮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已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目标　　不但深受广东、福建潮语区人民的喜爱，也流行和影响于香港、台湾及东南亚一带。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潮剧的艺术魅力，潮剧的文化品位，是潮汕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为弘扬潮州文化，让潮剧这朵艺术奇葩绽放得更加鲜艳，让大家在网上欣赏到家乡文化，这是我们在所不辞的。注解　　①见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　　②见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　　③《蔡伯皆》，1958年在揭阳县渔湖公社西寨村的一座明墓发现。共出土五册，其中三册在出土后毁损无存。抄本《蔡伯皆》共两册，其中“总本”一册，五十四叶。“生本”一册，三十八叶。残文三叶，总共九十五叶，“总体”从“高堂称庆”至“糟糠自恹“，是全剧上半部的写本。“生”本从“南浦送别”至“一门旌表”，中间有残缺。　　《刘希必金钗记》1975年12月23日，在潮安县凤塘公社西山溪一夫妇合葬的明墓中发现。写本正文七十二叶，计戏文六十七出（中间缺四出），附锣鼓谱“三棒鼓”，“得胜鼓”一叶、散曲“黑麻序”二叶，共七十五叶，正文叶中间有“宣德六年”，末页有“宣德七年六月”字样，是明宣德年间写本。　　④刘念兹《南戏新证》。　　⑤刘念兹《南戏新证》。　　⑥黄仕忠《蔡伯皆琵琶记初探》。　　⑦刘念兹《南戏新证》。　　⑧刘念兹《南戏新证》。　　⑨刘念兹《南戏新证》。

历史上，为个人喜好而破坏文物这种事情，名人们干了很多，只是或为尊者讳，或因现实利益勾连，这类事情大众并不知道。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1941年初，张大千率妻儿门生，抵达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两年七个月。期间呢，破坏了很多壁画甚多。他说，敦煌的千佛洞里面，目前保存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壁画，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惟各朝代之壁画，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内，后来之人，于其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就现有材料来看，张大千及其团队，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至于破坏总量如何，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今日已难详细考证。学术界针对此事，当日曾有感慨：“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事实上，除破坏壁画一项外，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南宋周必大（1126--1204）等编纂的。现在中国及台湾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都是残本。唯有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153卷大抵与南宋时代保留的原形同。其版刻的情形如下：　半页10行、每行16字，注文双行、左右双边。版心下方有刻工之名。由于153卷中由后人补写的仅14卷，大抵维持南宋刊本的原貌，故天理本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根据阿部隆一氏的天理本的调查报告（《天理图书馆所藏宋金元版本考》、ビブリア75），其刻工大多为宁宗朝（1194-1224），而跨越孝宗后期至理宗初年三朝的人，又缺笔避讳而及于孝宗的“敦”字，可知天理本是宁宗朝（1195--1224）前期刊刻的。阿部降一氏又指出周必大等人编纂的《欧阳文忠公集》，于南宋时代即有覆刻本。今日所见的南宋本，大抵有以下三种。（1）天理本及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存5卷）（2）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本（存64卷）、台湾中央图书馆本（存1卷）（3）北京图书馆本（存25卷）彼此有覆刻的关系，刊行年代又极近，故阿部氏说何者为庆元二年刊行的周必大的原刻本，就甚难断定。就字体而言，（1）与（3）极为类似；（2）与（1）（3）则有些差异。由于中国或台湾并无完璧无缺的南宋本，就个人所见，至今尚无直接以南宋本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本文即探究南宋本（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二、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问题南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17注云：“其子纶又以所得欧阳氏传家本、乃公之子 叔弼所编次者，属益公旧客曾三异校正、益完善无遗恨矣。”陈振孙所见的《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周必大之子周纶取得欧阳修之子欧阳 （字叔弼）编集的欧阳氏传家本而请曾三异校正完成的覆刻本。阿部隆一氏以为天理本大抵是南宋宁宗朝前期时刊刻的，至于属于何种系统则不甚明确。解明此问题的关键是周必大自身的文集《文忠集》（收载于《四库全书》中）。周必大的《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序》《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欧阳文忠公集后序》四篇文章与其编纂的《欧阳文忠公集》有极大的关连。此四文皆收载于《欧阳文忠公集》。四篇中尤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此文末尾更端低一字而如此记述着：“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录二十卷、具列碑之岁月。虽朝代仅差一二、而纪年先后颇有倒置、已具其下。”周必大《文忠集》中亦经常有文章末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形式。关于此一形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59周必大《文忠集》的提要说：“宋周必大撰。……开禧中其子纶所手订。以其家尝刻六一集，故编次一遵其凡例。”即周必大的《文忠集》乃经过其子周纶修订。周必大文章末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部分是周纶补记的文字。探究《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的文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内容，是《集古录跋尾》刊行后，取得集古录跋的目录，即欧阳修之子欧阳 目录20卷之事。周纶之所以修订《欧阳文忠公集》，乃因为其获得欧阳修之子欧阳?编纂的欧阳氏传家本。兹将二者一并观之，则周纶于其父周必大刊行《欧阳文忠公集》之后，取得欧阳 编纂的欧阳氏传家本，其中附录欧阳 集古录目录20卷，于修订覆刻《欧阳文忠公集》时，以其父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认为有补记目录存在的必要，乃于其父周必大文章的末尾再端低一字附记及之。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周必大的《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的文章，末尾亦如周纶修订《文忠集》时附载的更端低一字之格式。由此可知天理本并非周必大编纂《欧阳文忠公集》的原刻本而是其后周纶修订的覆刻本。

也就是敦煌遗书敦煌遗书 指敦煌所出5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圆箓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偶然发现藏经洞，即第17窟。其后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队、奥登堡接踵而至，大批文书珍品被捆载而去。1909年由清政府学部将劫余的文书解省送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前身。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件；英国图书馆藏13677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70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80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等、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香港艺术馆、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目前发现最早为西凉建初二年（406）所抄《十诵比丘戒本》（S.797），最晚晚为《大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帐子入报恩寺记》（Ф.32a)。敦煌遗书的年代考订，可从纸质、尺幅、书法、题记、内容等方面确定，北朝写本书法带有隶意，南朝及隋唐写本为楷书，间有行书草书。八世纪末至九世纪，有木笔书写的卷子，九世纪后期出现了经折装及册子本。敦煌遗书从内容上可分为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等类。敦煌遗书是人是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资料。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国际敦煌项目 （一） 敦煌遗书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历来倍受重视，在妥为珍藏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期的整理、修复与编目，并对研究者开放阅览。这些对推动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敦煌遗书入藏之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即派专人负责，整理编目，约於1912年编撰完成《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著录8679号敦煌文献。1922年陈垣先生在《敦煌石室经卷总目》基础上主持编撰分类编目《敦煌劫馀录》，1931年3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四种出版，著录8653号。1929年成立的写经组，负责编撰馆藏敦煌文献目录，至1935年完成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续编》，惜其生不逢时，遭遇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未能及时面世。1981年7月，善本组将新字号部分整理编目，完成《敦煌劫馀录续编》，著录1065号。1990年，在馆长任继愈先生亲自主持下，《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在一两年内将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全部出版。 敦煌遗书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不少卷子被泥土掩埋、油污、水浸后，变得脆硬、糟朽。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始於1991年，学者和修复人员认真总结了前人及海内外有关单位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教训，经国内外专家研究论证，确定了本馆的修复方针。从1990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修复敦煌遗书5000余米，解决了一个个的技术难题。修复的敦煌遗书美观大方，保留了研究资料，深受各界好评。 1910年，敦煌遗书入藏京师图书馆。1936年，为防止这批珍宝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或受到战争的破坏，敦煌遗书转移上海，秘藏在某外国银行。直到全国解放，才运回北京。1987年后，敦煌遗书全部移藏新馆。库房恒温恒湿，条件很好。只是遗书数量很多，而存放敦煌遗书的特藏库空间狭窄；原来的用以存放敦煌遗书的箱子也不够用，只好放在各种铁柜、木箱乃至自制的纸盒中。2004年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特辟宽敞的敦煌遗书特藏库，定制专用木盒与书柜。较大的写卷，一卷一盒，放在书柜的特定架位上，彻底改变了前此几十号敦煌遗书同放一个抽屉，相互挤压的情况。使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收藏环境成为世界一流。 （二）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品及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近百年来，收藏敦煌文献文物的各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为保护这一遗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国专家学者也为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做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著交流的不断增进、合作的日益加强与资料的逐渐畅通，人们获得敦煌资料的条件大大地改善了，世界敦煌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随著国内外敦煌写卷的相继公布，以及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希望充分利用敦煌文献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但是目前敦煌学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收集整理资料是作任何研究工作的基础和起点，敦煌研究也不例外。由於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一般学者很难全部看到，这使得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局限，难免不深入，或者留下遗憾。这在以前的敦煌研究中比比皆是。敦煌学界形象地比喻为“挖宝”式地研究，就是看到一个写卷就研究一个写卷，而不是在作系统的研究。所以它的研究是受材料的公布的限制，材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第二，研究所借助的缩微胶卷，限於当时拍摄的技术条件，许多写卷影像不清。而且，由於没有敦煌学专家的指导，拍摄的胶片上漏掉了许多重要资料。而根据胶卷印成的《敦煌宝藏》所含的资料内容还不及胶卷，无法满足学者研究的需要。这尤以法藏最为突出。近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陆续推出的《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虽然印制精良、图版清晰，然而价格高昂，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问津的。 第三，这些记录人类文明的写卷是世界文化的遗产，它们需要永久的保存与保护，为避免原件受损，应尽量减少流通，这就造成了研究与保存保护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为学界服务，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直考虑如何使用更先进的手段保存保护敦煌文献，并且不影响为读者提供服务。当然据我们了解，这三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敦煌文献的收藏单位。 随著时代发展，海内外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将散落的敦煌文献珠联璧合，将是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敦煌学国际合作呼之而出。 199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柏林国家图书馆倡议成立国际敦煌项目。英国国家图书馆魏泓博士高瞻远瞩，独具慧眼，在次年便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书馆设立专门机构——国际敦煌项目（IDP），现在已经成为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的部门。 国际敦煌项目的成立为世界敦煌文献收藏机构构建了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共商解决保护、编目的问题。各收藏机构还倡议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网上数据库，目录资料与高质量的数字化图像相链结，并附有其他相关资料，使各国学者能充分利用藏品。1994年开始在专门设计的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中录入文献资料，1997年开始写卷数字化。1998年10月数据库上网。 （三） 1997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开始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磋商合作开展国际敦煌项目。经过反复商讨，最后经文化部审批，2001年3月7日中英双方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始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英国国家图书馆为期五年的IDP项目合作。项目在2005年已经到期，现在已达成协定，延长至2010年。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将敦煌文献的编目资料和写卷图像按统一的标准和格式整合成数据库，放在互联网上，无偿地供研究人员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对於合作数据库的版权，备忘录做了明确规定：各馆所做的图像和资料的版权归制作者所有；任何一方不得修改和删除对方资料；中英双方和第三方可以存取图像，但不得复制，也不得用於其他目的。 为使学者们可以看到与原卷一样逼真的图像，项目使用了专门设计的4D数据库，用精密的数码扫描设备将敦煌写卷制成一幅幅高清晰度的图像。图像将展示写卷的全部内容——正面、背面，甚至没有文字的地方，它比实际尺寸要大，图像的清晰度与看原卷没有区别。学者可以从任何地点、在任何时间通过网路检索到高质量的彩色图像。图像放大之后，还可以观察到过去用普通放大镜不易观察到的字的细部、墨的层次、纸张的纤维等。学者查阅敦煌文献既不必再有舟车劳顿之苦，也无需接触珍贵又容易损坏的原卷，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保护与研究的矛盾。 经过两馆的共同努力，2002年11月11日国际敦煌项目中文网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开通（加图片），网址：http://idp.nlc.gov.cn，目前上网书目资料10773条，写卷500馀件，图片6000多拍，学者档案资料400馀条，近年还制作了敦煌文献研究索引近7万条，暂时没有上网。 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写卷全部数字化，放在网络上让全世界的学者自由读取，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合作以来，中英双方本著求同存异的原则，发挥各自所长，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敦煌文献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好这份遗产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图书馆员艰巨的责任。用先进的技术无损伤地揭示人类文明史中最古老的纸本文献，这项工作是极具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我们将与英国图书馆专家真诚合作，迎接挑战。

　　游汝杰 游汝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简历：　　出生：1941年7月生于浙江温州。　　教育：198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　　职务：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　　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语研究室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　　当前研究课题：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方言学著作与十九世纪汉语方言研究　　中国地方戏曲音韵研究　　担任课程：先后担任过《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音学》、《汉藏语系概要》、《专业英语阅读》、《吴语概论》、《现代汉语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出访：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 1989年3月－1989年4月。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1990年9月－1991年2月。　　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客座科学家, 1991年4月－1991年9月。　　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到日本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天理大学、西北大学等大学短期访问，1996年10月—12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1998年8月－11月。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客座教授，1998年11月—2003年12月期间先后两年。此外还多次赴欧美港台参加国际会议及短期访问（一个月以下）。　　著作：　　撰有专著十来种（包括合作）、论文三十余篇、译文四五种。主要如下：　　甲论文要目　　《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载《中国语文》，1980年5期，328－334，合作。　　《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载《民族语文》,1982年2期，33页－45页转48页。　　《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载《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3年，131－144页。　　《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载《方言》，1984年1期，3－12页。　　《老派金山方言中的缩气塞音》，载《中国语文》，1984年5期，357－358页。　　《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4期，257－272，合作。　　《温州方言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及其在台语里的对应表现》，载《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273－281页。　　《方志所见上海方言初探》, 载《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184－192页。　　《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载《中国语言学报（美国）》，1988年2期。JCL.Vol.16No.2 p246-262。　　《吴语里的反复问句（中、英文），经删节刊于《中国语文》1993年2期。93－102页。　　《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述略》，刊《方言》1993年2期，142－147页。　　《吴语里的人称代词》，刊《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32－49页。　　《中国南方语言里的鸟虫类名词词头及相关问题》，刊《汉语语源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JCL，NO.8，1995），253-268页，美国 加州大学。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载《复旦学报》，1995年3期。　　《吴语里的合璧词》,载《中西学术》）,NO.1,Shanghai,1995.　　《杭州方言动词的体》,载 《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刊》）, NO.2.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载《云梦学刊》，NO.3,1996.　　《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载《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论集》日本内山书店,1997.。　　《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载《中国语文》1998年2期。　　《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刊《语言研究》1998年2期（总第35期），90-102页。合作人：徐波。　　《成化本南戏白兔记里的吴语成分》，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　　《上海话、广州话、普通话接近率的计量研究》,刊《汉语计量和计算研究》（邹嘉彦等编，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1998年。57-78页。合作人：杨蓓。　　《温州方言的“有字句”和过去时标志》，载《汉语方言共时和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伍云姬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168-192页。　　《温州方言两字组变读的音长变化》，载《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纪念王士元先生论文集，石锋、潘悟云编），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年。　　《圣经方言译本书目考录》，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80-131页，2000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　　Xiang,Facts about the world‘s Major Languages,H.W. Wilson Company,U.S.,2000.　　《吴语地理在历史上的演变》，载《中国语文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3-56页。　　《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方言学著作调查报告》，载《东方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3月。264-281页。　　《吴语内部各片的音韵对应》，载《声韵论丛》第十二辑，2002年4月，台湾学生书局。189-216页。　　《现代汉语的兼语式和兼语句》，载《汉语学习》2002年6期，1-6页。　　《当代汉语新词的多元化倾向和地区竞争》，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1期，12-21页。　　合作人：邹嘉彦。　　乙专著要目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共260页，图2幅；1988年台湾南天书局出版繁体字本。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本。　　《上海市区方言志》（393－483页，即语法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共18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修订本，共336页。　　《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共220页。修订本，2000年，共281页。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语言文字卷》（副主编；前言；方言学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11982年7月，共642页。　　《上海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1998年再版，,118 页。　　《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445页。　　《游汝杰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16页。　　《汉语与华人社会》（简体字本），与邹嘉彦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236页。　　《游汝杰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共348页。　　丙译著要目　　《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刊《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343-376页。　　《“音位”的历史和涵义》，刊于《国外语言学》，1980年2期，23-31转38页。　　《汉语》，刊于《语言与人类交际》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56-71页。　　《文字的始祖》，刊于《语言与人类交际》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100－112页。　　获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1986年。　　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79－1995）二等奖。　　上海市1986－1993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上海市社会科学1986年－1987年优秀学术成果奖。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潮州白字（顶头白字）、潮曲，主要流行于潮州地区，是用潮州话演唱的一个古老的汉族地方戏曲剧种。潮剧在国内主要流布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香港、上海，以及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讲潮州话的华侨、华裔聚居的地区 。潮剧经常在庙会上演出，表示于对“老爷”（指 神明）的尊敬，老百姓也喜爱在非常热闹的氛围下观看，使节日气氛更加浓厚，因此，潮剧要比其它剧种更具浓郁的民俗色彩。潮剧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是一个已有4 4 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主要吸收了弋阳腔、昆曲、梆子、皮黄等特长，结合本地汉族民间艺术，如潮语、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潮绣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我国戏曲在12世纪至13世纪形成北方杂剧和南方戏文（南戏）。北杂剧在宋金原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至元代达到繁荣；南戏是12世纪初叶，在浙江温州首先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宋元二百多年的流传发展中，南戏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流传，形成了弋阳腔（江西），海盐腔、余姚腔（浙江），昆山腔（苏州），以及泉潮腔（闽南粤东）等声腔剧种。南戏流传到各地并形成地方声腔剧种，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南戏原有的曲调流传到各地之后，被戏曲演员以当地语言传唱着，由于语言、语调上的差别，使之不断变化，在风格上也逐渐地方化起来；一种是当地的汉族民间音乐——从秧歌、小调、直到某些宗教式歌曲，不断地被采用到戏曲中来，丰富着原有的曲调。这两种因素相互渗透，便形成了若干不同风格的声腔剧种。”　 明本潮州戏文的发展，证明了现潮汕地区在元明时期有过繁荣的南戏演出活动，一些在史籍上记载已佚的宋元南戏早期剧本，如《颜臣》（即《陈颜臣》，演陈颜臣与连静娘的故事）、《刘希必金钗记》，就是早期南戏曾在现潮汕地区流传的佐证。其次，《蔡伯喈》、《刘希必金钗记》，均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南戏剧本，说明南戏流传到现潮汕地区之后，潮州艺人曾用潮州方言演唱，由于语音、语调上的不同，使原有的曲调起了变化，同时还吸收潮州的民间音乐、小调等，从而在南戏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声腔——潮腔。明代戴璟在《广东通志》所载：“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所载：“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曰潮州戏。”这两手抄演出本的出土，是潮人以乡音唱南北曲的佐证。其三，《荔枝记》、《荔镜记》是以潮州汉族民间故事编写，结构完整、手法娴熟、用潮腔演唱的剧本，说明潮腔在嘉靖年间已趋于成熟，那么，它形成的年代，自然应在嘉靖之前。前到什么年代呢？有的戏曲研究专家根据有关的史料，认为“明中叶以前，泉潮腔已很盛行，它有独特的剧目和演出形式，流传在泉州、漳州、潮州一带”。“明中叶以前”即15世纪初，距今已有500多年了。如果从《荔镜记》刊刻的嘉靖丙寅（1566年）算起，潮剧历史的绝对数字，也有4 5 0多年了。经过明清的发展之后，潮剧在近代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抗日战争时期，潮剧处于衰落阶段，原先多个班社，到此时寥寥无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得到重视，潮剧又得以复兴，潮剧在过去一直实行童伶制，小生、青衣、花旦均由儿童艺人担任，这些艺人长大后，声音改变，即被淘汰，这一体制严重阻碍潮剧艺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童伶制，并在各方面锐意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演员，使潮剧这一古老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50到60年代的黄金年代，各地专业与业余的潮剧团发展到近200个，出现广受好评的第一代“五朵金花”。并先后2次进京演出，受到各方好评如潮。“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剧团全被解散，直至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才得到恢复。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新娱乐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潮剧同其他中国传统戏曲一样，在艰难中前进，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潮剧明末已在潮州、闽南的诏安、云霄等地广为流传，与梨园戏关系密切。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由建阳麻沙出版的《荔镜记》剧目，用“泉、潮二腔”演唱，同时，吸收南戏的音乐曲调。据清顺治《潮州府志》载：明末清初，潮剧是“杂以丝竹管弦之和南音土风声调”。乾隆版《潮州府志》载：“所演传奇，皆习南音而操土风”，“声歌轻婉，闽、广参半。”演出剧目的唱白以闽南方言杂潮语，故清李调元认为“潮音似闽”。清代，潮剧在潮汕及闽南十分繁盛。乾隆十三年(1748年)，漳浦蔡伯龙在《官音汇解释义》中称：“做正字，唱官腔；做白字，唱泉腔；做潮调，唱潮腔……”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云霄厅志》载：“俗好演剧，导淫增悲，岂可使善男女见之?今虽不能尽革，亦当取其有裨风教者，编成歌曲，庶听之者可以兴起良心，不为无助。”从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潮剧发展兴盛时期。据《云霄县志》卷四“风土”载：“按本邑今唯潮音剧盛行，查此剧喜演乡曲，流传鄙俚不堪之小说，以迎合妇孺。每一唱演，则通宵达旦，举国若狂。”而且“每岁一街社最少演出十数台，所费不赀。”龙岩近城各坊也“越境招致”，“竞聘潮剧”演出。所演剧目，按内容题材分为大锣戏、小锣戏和苏锣戏三大类。大锣戏多为传统剧目，保留有《蔡伯喈》、《刘智远》、《郭华》、《拜月记》、《荆钗记》等一批宋、元南戏；小锣戏多取民间题材，为生活小戏，如《桃花搭渡》、《益春藏书》；苏锣戏则属于公堂戏和武打戏。潮剧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曾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从潮州巫术“关戏童”发展起来的，一说潮剧是弋阳腔的一支，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直到世纪30年代以来，流存于海外的明代潮剧剧本的发现，以及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在潮州出土，潮剧的南戏渊源得到了史料佐证的论说。1936年，我国历史学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首次介绍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荔镜戏文》（即《陈三五娘》剧本）。戏文的全题《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牛津大学所藏的这个刻本，因“最后一页有残缺，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但向达认为“就字体各插图形式看来，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向达介绍牛津的《荔枝镜》藏本之后，二十年过去了。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天理大学见到了另一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以及另一个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藏于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班曲荔镜戏文》是同一刻本。但该本保存完好，末页是书坊告白的文字和及“嘉靖丙寅年”字样。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丙寅年即公元1566年。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大全》，没有刊刻年号，但据专家考证，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见《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后记》）。嘉靖刻本卷末刻有书坊一段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计一百五叶，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说明这个“重刊”本，是从旧本“荔枝记”，揉合潮泉二部，增“颜臣”、北曲等内容，并“校正”旧本荔枝记文字的差讹而成的。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本，这就是刊于明万历辛巳（公元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这个“新刻增补”的潮剧本，不称《荔镜记》，而称《荔枝记》，是与《荔镜记》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它的底本是不是嘉靖重刻的荔镜记依据的原本，沿难断定，但这个刻本是“新刻增补”本，说明在万历之前，已在原刻（初刻）存在了。这个刻本的卷首，刻有“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字样。地方戏曲向不登大雅之堂，戏曲编剧者署上名字也不多见，这个刻本把编剧者潮州人李东月也刻上了。就在流传于海外的潮剧明代刻本被陆续发现期间，1958和1975年，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安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相继出土《蔡伯喈》（即《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剧本。这两个抄本的出土，引起国内外戏曲专家的高度重视，认为“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珍贵文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新中国以来，潮剧界开展了一系列的传统剧目传承活动。潮剧现有的这批传统剧目，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经过加工提炼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剧目。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长戏当属《荔镜记》《苏六娘》，折子戏则有《扫窗会》《芦林会》《辩本》《闹钗》《刺梁骥》《闹开封》等。在五六十年代，潮剧界能人甚多，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济济一堂，社会上的文人学者也无微不至地关注着潮剧，当时对传统的整理传承达到了一个高峰。专家学者对大量的传统剧目进行了甄别筛选，绝大多数有提炼价值的剧目经过加工，成为潮剧的经典和保留剧目。这批剧目剧本紧凑，立意高，唱词文雅，文学价值很高；音乐既保留了传统，也融入了新素材；动作设计与人物塑造紧密相连，并保留了潮剧细腻典雅的特色和独有的表演程式。此外，也增加编写了一批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如《辞郎洲》、《袁崇焕》等。另外，揭阳揭东小梅花潮剧团以及广东小百花潮剧团的成立都在努力把古老潮剧的艺术魅力向青少年传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小梅花还聘请著名潮剧演员林舜卿老师指导。此外韩山师范学院的学生开发的卡通潮剧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现状潮剧是中国古老戏曲存活于舞台的生动例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表现形式的代表之一，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审美价值。1990年以后，潮剧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多种现代文艺形式的冲击，投资减少，人才流失，艺术水平下降，优秀的传统表演艺术濒临灭亡，正处在艰难发展的状况之中，亟待保护和扶植。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潮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已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2012年9月24日，第四届潮剧节在汕头开幕，潮剧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目标不但深受广东、福建潮语区人民的喜爱，也流行和影响于香港、台湾及东南亚一带。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潮剧的艺术魅力，潮剧的文化品位，是潮州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为弘扬潮州文化，让潮剧这朵艺术奇葩绽放得更加鲜艳，让大家在网上欣赏到家乡文化，这是我们在所不辞的责任。注解①见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②见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③《蔡伯喈》，1958年在揭阳县渔湖公社西寨村的一座明墓发现。共出土五册，其中三册在出土后毁损无存。抄本《蔡伯喈》共两册，其中“总本”一册，五十四叶。“生本”一册，三十八叶。残文三叶，总共九十五叶，“总体”从“高堂称庆”至“糟糠自恹“，是全剧上半部的写本。“生”本从“南浦送别”至“一门旌表”，中间有残缺。《刘希必金钗记》1975年12月23日，在潮安县凤塘公社西山溪一夫妇合葬的明墓中发现。写本正文七十二叶，计戏文六十七出（中间缺四出），附锣鼓谱“三棒鼓”，“得胜鼓”一叶、散曲“黑麻序”二叶，共七十五叶，正文叶中间有“宣德六年”，末页有“宣德七年六月”字样，是明宣德年间写本。④⑤⑦⑧⑨刘念兹《南戏新证》。⑥黄仕忠《蔡伯皆琵琶记初探》。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自序 水泽利忠 1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凡例 4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雠资料一览 4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图版 6史记会注考证目录 1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一百三十卷 1史记总论 泷川资言 2088太史公事历 2088太史公年谱 2096史记资材 2100史记名称 2105史记记事 2105史记体制 2106史记文章 2110史记残缺 2113史记附益 2114史记流传 2115史记钞本刊本 2119史记集解索隐正义 2121史记正义佚存 2124司马贞张守节事历 2126史记考证引用书目举要 2126书史记会注考证后 泷川资言 2129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补遗 水泽利忠 2130猿投神社藏史记古钞本 2162邹诞生史记音佚文拾遗 2167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 2168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 2176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雠资料一览 1 宫内厅书陵部藏清原家点本五帝本纪第一 清原2 求古楼高山寺旧藏东洋文库藏天养（1144-1145）钞本夏本纪第二 天养3 高山寺藏罗振玉景印殷本纪第三 高山4 高山寺藏周本纪第四 高山5 高山寺旧藏东洋文库藏天养（1144-1145）钞本秦本纪第五 天养6 宫内厅书陵部藏高祖本纪第八 秘阁7 毛利家藏延久（1069-1074）钞本吕后本纪第九 毛利8 东北大学图书馆藏延久（1069-1074）钞本孝文本纪第十 延久9 野村氏久原文库旧藏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延久（1069-1074）钞本孝景本纪第十一 延久10 山岸德平氏藏大治（1126-1131）钞本孝景本纪第十一 大治11 神田文库藏罗振玉景印河渠书第七 神田12 宫内厅书陵部藏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秘阁13 高山寺藏罗振玉景印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高山14 高山寺藏罗振玉景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高山 一 史记抄1 英房史记抄（正平二年1347） 英房2 桃源史记抄 桃3 桃源史记抄引古本 桃古4 幻云史记抄 幻二 宋板史记校记幻云（月舟寿桂）南化玄兴直江兼续旧藏上杉隆宪藏南宋庆元（1195-1200）本栏外校记又称南化本 南化三 元板彭寅翁本史记校记1 枫山文库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本 枫2 狩谷夜齐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本 夜3 三条西实隆公自笔宫内厅书陵部藏本 三4 伊佐早谦旧藏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 谦5 梅仙和尚自笔建仁寺两足院藏本 梅6 崇兰馆旧藏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 崇四 日本庆长（1596-1614）古活字本（传嵯峨本）校记一 八行有界本1 狩野亨吉旧藏东北大学图书馆藏本 狩2 东洋文库藏本 岩3 成篑堂文库旧藏主妇之友ぉ茶の水图书馆藏本 成4 尾阳文库旧藏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 尾5 森立之旧藏大东急文库藏本 森二 八行无界本1 和学讲谈所旧藏内阁文库藏本 阁2 成篑堂文库旧藏主妇之友社ぉ茶の水图书馆藏本 篑3 高木家旧藏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 高三 九行无界本1 狩野亨吉旧藏东北大学图书馆藏本 野2 东洋文库藏本 崎3 青州文库旧藏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东4 神原文库旧藏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神五 引古本校勘记1 尊经阁文库藏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天朝传本史记说） 博异2 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中彭本 中彭3 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中韩本 中韩4 金泽市立图书馆藏本（大岛贽川桃年编著）史记考异 贽异 一 宋板史记1 仁寿本二十五史所收北宋仁宗（1034-1038）景佑监本配南宋重刊北宋监本史记集解 景陶氏景印百衲本史记所收第二种北宋大字集解同右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称宋本亦同2 竹添井々内藤湖南旧藏武田长兵卫藏传北宋史记集解 井陶氏景印百衲本史记所收第一种北宋小字集解同右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景印北京图书馆藏南宋绍兴初杭州刻本史记集解亦同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称北宋本亦同3 刘氏嘉业堂景印宋蜀大字集解本 蜀4 飞鸟井家龟谷成轩内藤湖南旧藏武田长兵卫藏南宋绍兴庚申（1140）刊集解本 绍5 黄尧圃旧藏静嘉堂文库藏淳熙（1174-1189）耿秉刊集解索隐合刻本 耿陶氏景印百衲本史记所收第三种南宋集解索隐无述赞本同右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称南宋本亦同6 幻云南化玄兴直江兼续旧藏上杉隆宪藏南宋庆元（1195-1200）黄善夫刊集解索隐正义三注合刻本 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景刊黄善夫本民国十九年（1930）至二十六年（1937）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本同右四部丛刊所收亦同7 陶氏景印百衲本史记所收第四种南宋乾道（1165-1173）中蔡梦弼刊集解索隐有述赞本 蔡二 元板史记1 静嘉堂文库藏中统二年（1261）刊集解索隐合刻本 中统2 至元二十五年（1298）彭寅翁刊三注合刻本 宫内厅书陵部庆应大学天理大学大谷大学各附属图书馆藏 彭彭寅翁本史记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三条西实隆公自笔本建仁寺两足院所藏梅仙和尚自笔本三 明板史记1 毛晋刻十七史史记集解本 毛2 毛晋刻单索隐本 索3 王延喆翻宋庆元三注合刻本 王4 嘉靖四年（1525）柯维熊翻宋庆元三注合刻本 柯5 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翻宋庆元三注合刻本 秦藩6 万历四年（1576）李光缙增补凌稚隆评林三注合刻本 凌7 游明大升校集解索隐合刻本 游8 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冯梦祯校三注合刻南监本 南9 万历二十六年（1598）刘应秋北雍板二十一史所收三注合刻北监本 北四 清板史记1 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或称官本经史馆本贽川史记考异称乾本 殿2 同治九年（1870）张文虎刊金陵书局本 金陵五 民国板史记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立北平研究员总办事处出版课排印）顾颉刚徐文珊点校史记白文 顾六 朝鲜刊本据大岛贽川史记考异 韩七 日本刊本及其他诸本1 庆长古活字本（传嵯峨本） 嵯2 延宝二年（1674）史记评林八尾再版本明治十三年（1880）三版本 凌和3 群书治要 治要4 宋郑樵通志 通志5 宋板吕东莱史记详节 详节丁 校勘记其他诸本1 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史记考证 殿考2 同治壬申（1872）金陵书局刊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 札记3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 志疑4 清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 考异5 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 剳记6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商榷7 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 瞿补8 张棡史读考异文澜学报二卷一号 张考9 大岛贽川史记考异 贽异10 秋谷史记校正 秋谷补甲 史记古钞本15 炖煌秘籍留真新编所收残燕召公世家第四 炖煌16 同所收残管蔡世家第五 炖煌17 同所收残伯夷列传第一 炖煌 一 宋板史记8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景印北京图书馆藏南宋本所收蜀刻本 蜀刻史记总论·史记考证引用书目举要《索隐》、《正义》以后，宋王应麟、洪迈，明柯维骐、陈仁锡、徐孚远、顾炎武，清方苞、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梁玉绳、王念孙、沈家本、钱泰吉、张文虎、李笠各有著作，订补渐精。在我邦中井积德甄采尤详，发明甚多。其余可资于参考者数百种。今揭其要。日本恩田仲任（称新治，号蕙楼，尾张人。） 史记考村尾元融 读史记稿本冈白驹（字千里，号龙洲，播磨人，居京都。） 史记觽皆川愿（字伯恭，号淇园，京都人。） 史记戾柁中井积德（字处叔，称德三，号履轩，大阪人。） 史记左传雕题近藤守重（号正斋，称重藏，江户人。） 右文故事、正斋书籍考龟井昱（字元凤，号昭阳，称昱太郎，福冈人。） 左传缵考、国语考猪饲彦博（字文卿，号敬所，京都人。） 史记三书管窥古贺煜（字季晔，称小太郎，江户人。） 史记匡缪稿本安藤维寅（尾张人。） 扁鹊仓公传割解多纪元坚（字廉夫，号桂山，江户人。） 元简（字安叔，号茝亭。） 扁鹊仓公传补注僧瑞仙（号桃源。） 史记桃源抄僧寿桂（号幻云。） 史记幻云抄编者未详 博士家本史记异字①冈本保孝（称缝殿介，号况斋，江户人。） 史记传本考安井朝衡（字仲平，号息轩，日向人，居江户。） 左传辑释、论语集说竹添光鸿（字渐卿，称进一郎，号井井，天草人，居东京。） 左氏会笺新城新藏（福岛人，居京都。） 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禹域唐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人。） 史通洪迈（字景庐，号容斋，鄱阳人。） 容斋五笔王观国（长沙人。） 学林吴仁杰（字斗南，昆山人。） 两汉刊误补遗郑樵（字渔仲，号夹际，莆田人。） 通志倪思（字正甫，归安人。） 班马异同娄机（字彦发，嘉兴人。） 班马字类王应麟（字伯厚，祥符人。） 困学纪闻、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通释、玉海金·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 滹南遗老集元·马端临（字贵与，乐平人。） 文献通考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 资治通鉴注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 丹铅总录柯维骐（字奇纯，莆田人。） 史记考要（依《评林》所引。）程一枝（字仲木，号巢父，休宁人。） 史诠（依《志疑》所引，与陈氏《史记考》略同。）凌稚隆（字以栋，吴兴人。） 史记评林胡应麟（字元瑞，兰溪人。） 少室山房笔丛焦竑（字弱侯，江宁人。） 焦氏笔乘陈子龙（字卧子。） 徐孚远（字闇公，华亭人。） 史记测义陈仁锡（字明卿。） 史记考（与《史诠》略同。）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 日知录清高宗（乾隆皇帝。） 御批通鉴辑览马骕（字宛斯，邹平人。） 绎史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人。） 经史问答方苞（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 史记注补正、望溪文集何焯（字屺瞻，号义门，长洲人。） 义门读书记顾祖禹（字景范，号宛溪，昆山人。） 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字震范，又复初，无锡人。） 春秋大事表汪越（字师退，春榖人。） 读史记十表王懋竑（字予中，号白田，宝应人。） 白田山房杂著赵翼（字崧松，号瓯北，阳湖人。） 廿二十札记、陔馀丛考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嘉定人。） 十七史商榷查慎行（字悔馀，号初白，海宁人。） 得树楼杂钞张照（字得天，华亭人。） 馆本史记考证杭世骏（字太宗，号堇浦，仁和人。） 史记考证赵一清（字诚夫，仁和人。） 水经注释沈涛（字西雍，嘉兴人。） 铜熨斗轩随笔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一号竹汀，嘉兴人。） 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昭（大昕弟，字晦之，号竹庐。） 汉书辨疑王元启（字惺斋，嘉兴人。） 三书正讹、月表正讹崔述（字武承，号东壁，大名人。） 补上古唐虞夏商丰镐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梁玉绳（字曜北，钱塘人。） 史记志疑、瞥记洪颐煊（字筠轩，临海人。） 读书丛录王昶（字德甫，号述庵，一字兰皋，松江人。） 金石萃编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阳湖人。） 四史发伏桂馥（字未谷，曲阜人。） 晚学集、札朴姚范（字南青，号畺坞，桐城人。） 援鹑堂笔记姚鼐（字姬传，范侄，桐城人。） 惜抱轩笔记汪中（字容甫，江都人。） 述学卢文弨（字绍弓，号抱经堂，杭州人。） 龙城札记、钟山札记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 问字堂岱南阁诸集戴震（字慎终，号东原，休宁人。） 东原文集王念孙（字怀祖，高邮人。） 读书杂志恽敬（字子居，阳湖人。） 大云山房文集章宗源（字逢之，会稽人。） 隋书经籍志考证沈钦韩（字文起，号小宛，吴县人。） 汉书疏证林春溥（字鉴塘，号三山居士，闽中人。） 竹柏山房十五种包世臣（字慎伯，泾人。） 艺舟双楫俞正燮（字理初，黟人。） 癸巳存稿、类稿黄式三（字薇香，号儆居，定海人。） 周季编年、儆居集黄以周（式三子，字儆季，定海人。） 儆季杂著沈家本（字子敦，号枕碧楼，归安人。） 史记汉书琐言、刑法总考分考、赦考吴裕垂（字以燕，泾县人。） 史案吴熙载（字让之，仪征人。） 资治通鉴地理今释李兆洛（字申耆，武进人。） 历代地理韵编张惕愉（仪征人。） 史记功比说成孺（宝应人。） 史汉骈枝丁晏（字俭卿，山阳人。） 史记毛本正讹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笙，湘乡人。） 求阙斋读书录俞鸿渐（号印雪轩，德清人。） 印雪轩文钞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德清人。） 湖海笔谈周寿昌（字荇农，长沙人。） 汉书注补正梁章钜（字闳中，号退庵，福州人。） 退庵随笔钱泰吉（字辅宜，号警石，嘉兴人。） 甘泉乡人稿、曝书杂记张文虎（字孟彪，又字啸山，南汇人。） 校史记札记、舒艺室随笔孙诒让（字仲容，瑞安人。） 述林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长沙人。） 汉书补注李慈铭（字炁伯，会稽人。） 越缦堂日记丁谦（字益甫，仁和人。） 汉书匈奴西南夷两粤西域传地理考证朱锦绶（字建侯，吴县人。） 读史记汉书日记查德基（字南乡，长洲人。） 读史记日记徐鸿钧（字圭庵，吴县人。） 读汉书日记崔适（字鱓甫，归安人。） 史记探源李笠（瑞安人。） 史记订补梁启超（字任公，新会人。） 史传今义①又题曰天朝传本史记说、天朝传本史记异文，引枫山本、三条本、中彭本、南化本、中韩本，以校今本。其曰枫山本者，文章生京房所手校；三条本，永正中三条西实隆手写；南化本，僧南化所藏；中彭本，盖彭寅翁本；中韩本，盖朝鲜刊本。天保十三年松崎明复赠林大学头书云：去今二十七年前，加贺藩有校刊二十一史之议，使藩儒大岛忠藏当其事，遍校各本，遂请及枫山文库本，此书盖忠藏手录。

韩国外国语大学(HUFS)创立于1954年，半个世纪以来，作为国内唯一的外语专业高等院校韩国外大一直面向世界不断地努力着。韩国外大在国内首创英语学院，增设中亚语科、希腊巴尔干语科等14个语言学系，扩大了外语和外国学研究领域。1963年与日本天理大学进行交流后，同美国伯克利大学等51个国家107所大学缔结的学术交流协议，可说是将大世界融进校园的韩国外大的世界化过程。韩国外国语大学是一个融世界语言文化的小地球。韩国外大独具的教育系统使得只要步入韩国外大的学生就能熟练国际共享的英语和其它外语，同时掌握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生物工程、计算机工程等自然、工程科学等的专业知识。首尔与龙仁两校区共有一万八千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包括80多个外籍教授，韩国外大拥有优秀的教授阵容，在维持着学术优越性的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而且还有刻苦地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七万多名校友，作为外语专家、国际地区学专家、媒体工作者、国际贸易专家等，在各个领域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学校特色该校是韩国最早设立的专门性以教授外国语[亚洲，中东以及世界各国中26个国家的语言]为主的大学，还特别设立了针对外国人而进行的韩国语教育课程。值得本大学骄傲的是通译翻译研究生院是亚洲唯一的培养专门性翻译人才的机构，也是为正在从事各种翻译工作的人才提供进修的理想院校。外国语研修院也受到国家公务员和经商者们的高度评价，享有极高的声誉。专业设置专科：口译、笔译、地区研究本科：中国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荷兰语、斯堪的纳维亚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泰语、越南语、北印度语、土耳其语、波斯语、非洲各族语入学事项韩国语学院开学期：每年1，4，7，10月专业课开学期：每年3月，9月本科申请条件：国内外高中毕业学历者硕士申请条件：在国内外正规大学取得学士学位者（1）高中包括中专、技校（三年制以上），原则是个人在国内授受过12年教育；最好带有成绩单：指的是高中（大学）在校三年的成绩，高中毕业生要求年龄1980年以后出生，大本在28岁以下，年龄不是关键问题，大学评估主要是看对方真实的留学目的。（3）身份证和户口本、护照，申请入学时只要复印件，签证时要原件。（4）推荐信A4纸打印后，最好用学校的稿纸，加盖校长（班主任）和学校的章，留有地址和电话。主要说明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品德、家庭、目的四方面情况。（6）由父亲（担保人）所在单位开具，须用单位公用笺，加盖公章。如果能附加公司相关材料，留有联系地址和电话最好。（7）健康证明到有关出入境检查检疫部门开具,出境时用.（8）个人简历指个人的受教育历史和工作情况。从小学开始至今。自我介绍书主要说明自己和家庭情况，学习目的和计划，以及个人特长、入读专业、将来打算。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三分之一。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的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寒江独钓图 ［马远］ ［流失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读碑窠石图 ［李成］ ［流失于日本大阪美术馆］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 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000 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王羲之的《丧乱帖》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三分之一。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代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代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潮州白字（顶头白字）、潮曲，主要流行于潮汕地区，是用潮州话演唱的一 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潮剧在国内主要流布在广东东部、福建闽南漳州地区的云霄县、东山县、诏安县及平和县等，广泛流行于香港、东南亚、上海、以及西方许多国家和地方就有潮剧。潮剧经常在庙会上演出，表示于对“老爷”（指 神明）的尊敬，老百姓也喜爱在非常热闹的氛围下观看，使节日气氛更加浓重，因此，潮剧要比其它剧种更具浓郁的民俗色彩。宋元南戏的分支 　　潮剧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是一个已有4 4 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主要吸收了弋阳、昆曲、梆子、皮黄等特长，结合本地民间艺术，如潮语、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潮绣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潮剧名家 　　指专门从事潮剧表演多年，得到群众认可，有一定著述的潮剧演员。而不是喜欢潮剧久了，年纪高了就可以成为名家的。 　　洪妙（男老旦） 秦梦、邱红、陈华、陈楚蕙（女文武小生，香港）、陈学希（小生） 陈文炎、陈光耀、陈丽玉、蔡锦坤、方展荣（丑生）、 范泽华（花旦）、 郭石梅、李有存、李义鹏（-(丑)-生） 芦吟词、黄玉斗、黄瑞英、孙小华（花旦) 、吴清城（小生） 吴丽君、谢大月、谢吟、许云波、姚璇秋、杨其国、叶清发（小生）、张长城（男老生）、张桂坤、郑小霞（花旦） 郑健英（花旦） 郑仕鹏 潮剧的形成 　　潮剧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曾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从潮州巫术“关戏童”发展起来的，一说潮剧是弋阳腔的一支，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直到世纪30年代以来，流存于海外的明代潮剧剧本的发现，以及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在潮州出土，潮剧的渊源得到了史料佐证的论说。 　　1936年，我国历史学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首次介绍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荔镜戏文》（即《陈三五娘》剧本）。戏文的全题《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牛津大学所藏的这个刻本，因“最后一页有残缺，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但向达认为“就字体各插图形式看来，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 　　向达介绍牛津的《荔枝镜》藏本之后，二十年过去了。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傅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一个是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藏于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班曲荔镜戏文》是同一刻本。但该本保存完好，末页是书坊告白的文字和及“嘉靖丙寅年”字样。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燠年号，嘉靖丙寅年即公元1566年。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大全》，没有刊刻年号，但据专家考证，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见《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后记》）。 　　嘉靖刻本卷末刻有书坊一段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计一百五叶，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说明这个“重刊”本，是从旧本“荔枝记”，揉合潮泉二部，增“颜臣”、北曲等内容，并“校正”旧本荔枝记文字的差讹而成的。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本，这就是 刊于明万历辛巳（公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这个“新刻增补”的潮剧本，不称《荔镜记》，而称《荔枝记》，是与《荔镜记》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它的底本是不是嘉靖重刻的荔镜记依据的原本，沿难断定，但这个刻本是“新刻增补”本，说明在万历之前，已在原刻（初刻）存在了。这个刻本的卷首，刻有“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字样。地方戏曲向不登大雅之堂，戏曲编剧者署上名字也不多见，这个刻本把编剧者潮州人李东月也刻上了。就在流传于海外的潮剧明代刻本被陆续发现期间，1958和1975年，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安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相继出土《蔡伯皆》（即《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剧本。这两个抄本的出土，引起国内外戏曲专家的高度重视，认为“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珍贵文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 潮剧的发展 　　我国戏曲在12世纪至13世纪形成北方杂剧和南方戏文（南戏）。北杂剧在宋金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至元代达到繁荣；南戏是12世纪初叶，在浙江温州首先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宋元二百多年的流传发展中，南戏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流传，形成了弋阳腔（江西），海盐腔、余姚腔（浙江），昆山腔（苏州），以及泉潮腔（闽南粤东）等声腔剧种。南戏流传到各地并形成地方声腔剧种，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南戏原有的曲调流传到各地之后，被戏曲演员以当地语言传唱着，由于语言、语调上的差别，使之不断变化，在风格上也逐渐地方化起来；一种是当地的民间音乐——从秧歌、小调、直到某些宗教式歌曲，不断地被采用到戏曲中来，丰富着原有的曲调。这两种因素相互渗透，便形成了若干不同风格的声腔剧种。”　明本潮州戏文的发展，证明了现潮汕地区在元明时期有过繁荣的南戏演出活动，一些在史籍上记载已佚的宋元南戏早期剧本，如《颜臣》（即《陈颜臣》，演陈颜臣与连静娘的故事）、《刘希必金钗记》，就是早期南戏曾在现潮汕地区流传的佐证。 　　其次，《蔡伯皆》、《刘希必金钗记》，均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南戏剧本，说明南戏流传到现潮汕地区之后，潮州艺人曾用潮州方言演唱，由于语音、语调上的不同，使原有的曲调起了变化，同时还吸收潮州的民间音乐、小调等，从而在南戏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声腔——潮腔。明代戴璟在《广东通志》所载：“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所载：“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日潮州戏。”这两手抄演出本的出土，是潮人以乡音唱南北曲的佐证。 　　其三，《荔枝记》、《荔镜记》是以潮州民间故事编写，结构完整、手法娴熟、用潮腔演唱的剧本，说明潮腔在嘉靖年间已趋于成熟，那么，它形成的年代，自然应在嘉靖之前。前到什么年代呢？有的戏曲研究专家根据有关的史料，认为“明中叶以前，泉潮腔已很盛行，它有独特的剧目和演出形式，流传在泉州长、漳州、潮州一带”。“明中叶以前”即15世纪初，距今已有500多年了。如果从《荔镜记》刊刻的嘉靖丙寅（1566年）算起，潮剧历史的绝对数字，也有4 4 0多年了。 传承 　　新世纪以来，潮剧界开展了一系列的传统剧目传承活动。 　　潮剧现有的这批传统剧目，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经过加工提炼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剧目。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长戏当属《荔镜记》《苏六娘》，折子戏则有《扫窗会》《芦林会》《辩本》《闹钗》《刺梁骥》《闹开封》等。在五六十年代，潮剧界能人甚多，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济济一堂，社会上的文人学者也无微不至地关注着潮剧，当时对传统的整理传承达到了一个高峰。专家学者对大量的传统剧目进行了甄别筛选，绝大多数有提炼价值的剧目经过加工，成为潮剧的经典和保留剧目。这批剧目剧本紧凑，立意高，唱词文雅，文学价值很高；音乐既保留了传统，也融入了新素材；动作设计与人物塑造紧密相连，并保留了潮剧细腻典雅的特色和独有的表演程式。 现状 　　潮剧是中国古老戏曲存活于舞台的生动例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表现形式的代表之一，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审美价值。1990年以后，潮剧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多种现代文艺形式的冲击，投资减少，人才流失，艺术水平下降，优秀的传统表演艺术濒临灭亡，正处在艰难发展的状况之中，亟待保护和扶植。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潮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已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行当 　　生:潮剧里的武生小生、老生、武生、丑生（花生；三花生） 　　旦:青衣(乌衫)、闺门旦(蓝衫)、衫裙旦、彩罗衣旦(花旦)、乌毛、白毛(老旦)、武旦 　　净:文净、武净、丑乌面 　　丑:官袍丑、项衫丑、踢鞋丑、武丑、裘头丑、长衫丑、褛衣丑、老丑、小丑、女丑 　　潮剧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各有应工的首本戏，表演细腻生动，身段做工既有严谨的程式规范，又富于写意性，注重技巧的发挥，其中丑行和花旦的表演艺术尤为丰富，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地方色彩。 　　潮剧的角色很多。明代为生、旦、贴、外、丑、末、净七行。而且每一种还有不同类型。俗语用“四生、八旦、十六老阿兄”来形容一个演员阵容齐全的标准。四生：小生、老生、花（丑）生。武生；八旦：乌衫旦、闺门旦、彩罗衣旦、武旦、刀马旦、老旦、丑旦（女丑）。“老阿兄”是指在剧中扮演各种杂角。 　　从表演上来看，潮剧的角色行当中以生、旦、丑最具地方特色。生旦戏《扫窗会》被誉为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典型代表；潮剧丑角分为十类，其中项衫丑的扇子功蜚声南北，为世所称。老丑戏《柴房会》中，丑角的溜梯功为潮剧所独有，在戏曲界享有盛誉。 潮剧在过去一直实行童伶制，小生、青衣、花旦均由儿童艺人担任，这些艺人长大后，声音改变，即被淘汰，这一体制严重阻碍潮剧艺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童伶制，并在各方面锐意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演员，使潮剧这一古老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 潮剧著名演员有：谢大目、卢吟词、谢吟、杨其国、陈华、黄玉斗、洪妙、郭石梅、蔡锦坤、李有存、方展荣、姚璇秋、范泽华、吴丽君、张长城、黄瑞英、黄盛典、叶清发、刘小丽、张怡凰、吴奕敏、许笑娜、郑舜英、李玉兰、吴玲儿、郑健英、孙小华、王少瑜、林初发、黄映伟等等。唱腔 　　潮剧唱腔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唱腔的用调上。曲牌唱腔或对偶曲唱腔一般都应用四种调即[轻三六调]、[重三六调]、[活三五调]、[反线调]，此外还有[锁南枝]调、[斗鹌鹑]调，以及犯腔犯调。 　　[轻三六调]以61235为主音构成旋律，适用于表现欢快跳跃、轻松热烈的情调，如《大难陈三》的[哭相思]。 　　[重三六调]以71245为主音构成旋律，用于表现庄穆、沉重、激动的情绪，如《奏黉门》的[黄龙滚]。 　　[活三五调]以57124为主音构成旋律，善于表现悲哀和优怨的情感。[活三五调]为潮剧唱腔中的特殊音调，在唱腔中，其音调和潮语腔调十分密切，因唱词语音升降而产生音调圆活多变，故艺人说：“从乐谱上看，[活三五调]只有五音，但唱奏之，则一音数韵，圆活变化不止十音。”具有潮腔潮调的浓厚韵味，如《琼花》的[晴天霹雳]等；[活三五调]属悲调，但潮剧唱腔用调多变，也有悲调喜唱的，如《京城会》的[皂罗袍]。 　　[反线调]以61245为主音构成旋律，它是[轻三六调]的变体调，即以凡为宫，唱奏起来有特殊的风味，多用于游园玩耍、轻松明快的场面，如《刺梁骥》的[罗汉月]等。 　　犯腔犯调，是潮剧唱腔用调中经常出现的手法。潮剧唱腔用调比较讲究，一般互不混杂，如[轻三六 调]避免74为主音，[重三六调]避免63为主音，如果混用，则为相犯。传统剧目《杨子良讨亲》中的曲牌[弄魂幡]，是由[轻三六调][重三六调][活三五调][反线调]四个调相犯而成，艺人俗称为[四斗臭（凑）]，具有诙谐风趣的情调。[锁南枝]调和[斗鹌鹑]调也属犯调，但其子母腔句比较稳定。 　　[斗鹌鹑]调多用于自叹或待迟（待人末至）场面，带有凄清伤感的情绪。[锁南枝]曲调较为沉闷，但也用于激动场面。 　　潮剧演唱用真声，主要受外地传入在弋阳腔、昆腔影响，与京剧、粤剧等的假声唱腔有很大区别，唱念用古谱"二四谱"，韵味浓郁。唱腔是以曲牌联缀为主的曲牌体和板腔体的联和体制，至今仍保留着一唱众合（帮腔），二、三人合唱一曲或曲尾的形式，风格独特，表现力很强。 　　潮剧的声腔在明代称为“潮腔”，也称“潮调”。现在存世的潮腔剧本，有明嘉靖丙寅（1566）刊刻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万历辛巳（1581）刊刻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和万历年间刊刻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苏六娘》）等。万历辛巳刻本《荔枝记》，署有“潮人李东月编集”，用潮腔演唱是与嘉靖刻本《荔镜记》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嘉靖刻本《荔镜记》，在曲牌名之下标有“潮腔”或“泉腔”字样，是两个声腔剧种通用的剧本。两个声腔通用一个剧本，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清顺治辛卯刊刻的《新刊时兴泉朝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也是潮、泉两个声腔的通用本，反映了潮州的潮剧与闽南的梨园戏两个古老剧种在历史发展上的一些关系。

潮剧 中文拼音：chao ju 英文：Teochew opera、Chiu-chow opera ; 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广东三大剧种之一，有“南国奇葩”的美誉，以优美动听的唱腔音乐及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成极富地方特色的戏曲而享誉海内外。潮剧是潮州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同时也是联络世界各地潮州人之间情谊的重要纽带，因此，她是具有明显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作为潮州人，我们有义务去保护本土传统文化，因为，那是体现一个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代表！潮剧的形成 　　潮剧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曾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从潮州巫术“关戏童”发展起来的，一说潮剧是弋阳腔的一支，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直到世纪30年代以来，流存于海外的明代潮剧剧本的发现，以及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在潮州出土，潮剧的渊源得到了史料佐证的论说。 　　1936年，我国历史学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首次介绍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荔镜戏文》（即《陈三五娘》剧本）。戏文的全题《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牛津大学所藏的这个刻本，因“最后一页有残缺，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但向达认为“就字体各插图形式看来，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 　　向达介绍牛津的《荔枝镜》藏本之后，二十年过去了。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傅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一个是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藏于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班曲荔镜戏文》是同一刻本。但该本保存完好，末页是书坊告白的文字和及“嘉靖丙寅年”字样。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燠年号，嘉靖丙寅年即公元1566年。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大全》，没有刊刻年号，但据专家考证，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见《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后记》）。 　　嘉靖刻本卷末刻有书坊一段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计一百五叶，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说明这个“重刊” 本，是从旧本“荔枝记”，揉合潮泉二部，增“颜臣”、北曲等内容，并“校正”旧本荔枝记文字的差讹而成的。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本，这就是林燕云饰郭佳刊于明万历辛巳（公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这个“新刻增补”的潮剧本，不称《荔镜记》，而称《荔枝记》，是与《荔镜记》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它的底本是不是嘉靖重刻的荔镜废气 依据的原本，沿难断定，但这个刻本是“新刻增补”本，说明在万历之前，已在原刻（初刻）存在了。这个刻本的卷首，刻有“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字样。地方戏曲向不登大雅之堂，戏曲编剧者署上名字也不多见，这个刻本把编剧者潮州人李东月也刻上了。就在流传于海外的潮剧明代刻本被陆续发现期间，1958和1975年，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安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相继出土《蔡伯皆》（即《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剧本。这两个抄本的出土，引起国内外戏曲专家的高度重视，认为“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珍贵文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福建潮剧历史 　　潮剧，因形成于广东潮州地区而得名，俗称“潮调”、“潮音戏”、“白字仔戏”，明末已在闽南的诏安、云霄、平和、东山、漳浦、南靖等地广为流传，与梨园戏关系密切。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由建阳麻沙出版的《荔镜记》剧目，用“泉、潮二腔”演唱，同时，吸收南音的音乐曲调。据清顺治《潮州府志》载：明末清初，潮剧是“杂以丝竹管弦之和南音土风声调”。乾隆版《潮州府志》载：“所演传奇，皆习南音而操土风”，“声歌轻婉，闽、广参半。”演出剧目的唱白以闽南方言杂潮语，故清李调元认为“潮音似闽”。 　　清代，潮剧在闽南十分繁盛。乾隆十三年(1748年)，漳浦蔡伯龙在《官音汇解释义》中称： “做正字，唱官腔；做白字，唱泉腔；做潮调，唱潮腔……”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云霄厅志》载：“俗好演剧，导淫增悲，岂可使善男女见之今虽不能尽革，亦当取其有裨风教者，编成歌曲，庶听之者可以兴起良心，不为无助。” 　　从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潮剧发展兴盛时期。据《云霄县志》卷四“风土”载：“按本邑今唯潮音剧盛行，查此剧喜演乡曲，流传鄙俚不堪之小说，以迎合妇孺。每一唱演，则通宵达旦，举国若狂。”而且“每岁一街社最少演出十数台，所费不赀。”龙岩近城各坊也“越境招致”，“竞聘潮剧”演出。所演剧目，按内容题材分为大锣戏、小锣戏和苏锣戏三大类。大锣戏多为传统剧目，保留有《蔡伯喈》、《刘智远》、《郭华》、《拜月记》、《荆钗记》等一批宋、元南戏；小锣戏多取民间题材，为生活小戏，如《桃花搭渡》、《益春藏书》；苏锣戏则属于公堂戏和武打戏。 　　抗日战争时期，潮剧处于衰落阶段，原先云霄县有30多个班社，到此时只剩下3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潮剧在闽南又得复兴，云霄、诏安、东山、平和成立有县级专业剧团。60 年代，漳州地区专业与业余的潮剧团发展到近200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剧团全被解散，直至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才得到恢复。1979年、 1981年，诏安县潮剧团先后接待了日本铜锣剧团及官原大刀夫等国际友人。1982年，剧团还到深圳、广州等地演出。1989年2月，应泰国黄金丰岛慈善发展机构的邀请，东山县潮剧团首次出访，时间长达45天，演出《侠女徐凤珠》、《围城记》、《秦香莲》、《妲己乱纣》、《易婚记》、《杜王斩子》等14个剧目，观众达50000多人次。 　　1994年8月，平和县潮剧团应香港新天地潮剧团邀请，赴港作为期58天的访问演出。1995 年7月至8月，诏安、平和潮剧团、云霄县青年潮剧团均应香港联艺公司邀请赴港演出。同年9月，云霄县潮剧团赴新加坡演出《花蕊夫人》、《碧血瑶阶》等，10天共有观众10000多人。为丰富广大群众对潮剧的爱好，1996年6月，组建首家民营潮剧团。1996年元月与8月，东山潮剧团两度应邀赴香港演出32场；12月，诏安县潮剧团亦赴泰国演出，一年之内，出访三次。1997年，4月与8月，诏安、平和、云霄三县潮剧团分别赴新加坡与香港地区演出一个月。[3]艺术特点角色 　　潮剧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各有应工的首本戏，表演细腻生动，身段做工既有严谨的程式规范，又富于写意性，注重技巧的发挥，其中丑行和花旦的表演艺术尤为丰富，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地方色彩。 　　潮剧的角色很多。明代为生、旦、贴、外、丑、末、净七行。而且每一种还有不同类型。俗语用“四生、八旦、十六老阿兄”来形容一个演员阵容齐全的标准。四生：小生、老生、花（丑）生。武生；八旦：乌衫旦、闺门旦、彩罗衣旦、武旦、刀马旦、老旦、丑旦（女丑）。“老阿兄”是指在剧中扮演各种杂角。 　　从表演上来看，潮剧的角色行当中以生、旦、丑最具地方特色。生旦戏《扫窗会》被誉为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典型代表；潮剧丑角分为十类，其中项衫丑的扇子功蜚声南北，为世所称。老丑戏《柴房会》中，丑角的溜梯功为潮剧所独有，在戏曲界享有盛誉。 潮剧在过去一直实行童伶制，小生、青衣、花旦均由儿童艺人担任，这些艺人长大后，声音改变，即被淘汰，这一体制严重阻碍潮剧艺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童伶制，并在各方面锐意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演员，使潮剧这一古老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郑健英潮剧著名演员有：谢大目、卢吟词、谢吟、杨其国、陈华、黄玉斗、洪妙、郭石梅、蔡锦坤、李有存、方展荣、姚璇秋、范泽华、吴丽君、张长城、黄瑞英、黄盛典、叶清发、刘小丽、张怡凰、吴奕敏、许笑娜、郑舜英、李玉兰、吴玲儿、郑健英、孙小华、王少瑜、林初发、黄映伟等等。

潮剧 中文拼音：chao ju 英文：Teochew opera、Chiu-chow opera ; 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广东三大剧种之一，有“南国奇葩”的美誉，以优美动听的唱腔音乐及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成极富地方特色的戏曲而享誉海内外。潮剧是 潮州文化 的重要传承载体，同时也是联络世界各地潮州人之间情谊的重要纽带，因此，她是具有明显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作为潮州人，我们有义务去保护本土传统文化，因为，那是体现一个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代表！ 【历史见证】 潮剧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曾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从潮州巫术“关戏童”发展起来的①，一说潮剧是弋阳腔的一支，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②。直到世纪30年代以来，流存于海外的明代潮剧本的发现，以及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在潮州出土，潮剧的渊源得到了史料佐证的论说。 1936年，我国历史学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首次介绍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荔镜戏文》（即《陈三五娘》剧本）。戏文的全题《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牛津大学所藏的这个刻本，因“最后一页有残缺，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但向达认为“就字体各插图形式看来，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 向达介绍牛津的《荔枝镜》藏本之后，二十年过去了。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傅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一个是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藏于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班曲荔镜戏文》是同一刻本。但该本保存完好，末页是书坊告白的文字和及“嘉靖丙寅年”字样。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燠年号，嘉靖丙寅年即公元1566年。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大全》，没有刊刻年号，但据专家考证，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见《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后记》）。 嘉靖刻本卷末刻有书坊一段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计一百五叶，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说明这个“重刊”本，是从旧本“荔枝记”，揉合潮泉二部，增“颜臣”、北曲等内容，并“校正”旧本荔枝记文字的差讹而成的。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本，这就是刊于明万历辛巳（公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这个“新刻增补”的潮剧本，不称《荔镜记》，而称《荔枝记》，是与《荔镜记》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它的底本是不是嘉靖重刻的荔镜废气 依据的原本，沿难断定，但这个刻本是“新刻增补”本，说明在万历之前，已在原刻（初刻）存在了。这个刻本的卷首，刻有“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字样。地方戏曲向不登大雅之堂，戏曲编剧者署上名字也不多见，这个刻本把编剧者潮州人李东月也刻上了。就在流传于海外的潮剧明代刻本被陆续发现期间，1958和1975年，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安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相继出土《蔡伯皆》（即《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剧本③。这两个抄本的出土，引起国内外戏曲专家的高度重视，认为“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珍贵文献”④，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⑤”。 《琵琶记》（演蔡伯皆赵五娘故事），是一个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宋代南戏已把它搬上舞台，明代徐渭《南词叙录》中所录的早期戏文《赵贞女蔡二郎》，就是演“伯皆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可惜这个被称为“戏文之首”的早期剧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在见到的《琵琶记》，是元代末年浙江人高则诚（高明），根据《赵贞女蔡二郎》重新编写的。明清以来，《琵琶记》在各地演出中，经过不断的修改，不同的刊物刻本不下数十种，其中保存、或接近高则诚原本（即元本）的，有陆贻典钞校的《新刊元本蔡伯皆琵琶记》（简称陆钞本），和嘉靖刻不容缓本《新刊巾箱蔡伯皆琵琶记》（简称巾箱本）两种。而揭阳出土的这个抄本，结经专家考证，认为是继陆钞本和巾箱本之后的第三种“元本”，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也是“琵琶记现存最早的舞台演出本”⑥，“对研究《琵琶记》的版本、文学、唱腔、表演各方面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⑦。 更值得重视的是，抄本中夹杂不少潮州方言，如“你们”称“恁”，“我们”称“阮”，“什么”称“乜”，“刁难”称“吊割”，“好东西”称“好物”等。说明这是一个以潮州方言演唱的艺人演出本。 出土的《刘希必金钗记》（即《刘文龙》，演刘希必与发妻萧氏的故事），是一个在《永乐大典》、《南词叙录》等史籍记载已佚的宋元南戏剧本。写本的末页有“宣德七年六月口日晨胜寺梨园置立”字样。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七年，即公元1432年。定本的全题是《新编全像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刘希必金钗记》是剧本的全称；“新编全像南北插科忠孝正字”，是书坊广告性的文字，元明小说戏曲刊物刻本，常在首页上刊上这类广告式的文字。这段书坊广告的文字也抄在这个写本上，说明这个写本来源于刊物本。 这虽是一个写本，但从文献价值上来说，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样元南戏剧本，在宋元时未有刊刻本流传。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抄录有宋元南戏三十三本，但已散失。现在见到的三个宋元南戏剧本《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是嘉靖年间重抄本。而出土的《刘希必金钗记》，就是继《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之后，第四本宋元南戏剧本。这是从文献价值来说。如果从文物意义来说，“是迄今所现的戏曲剧本中，无论是刊印本或是手写本，都是时代最早的第一个古本”⑧，比被认为我国年代最早的戏文刻本明代成化年间刊物的《白兔记》，还早三十多年，在我国戏曲文献宝库中，是十分珍贵的海内孤本。 与《蔡伯皆》一样，这个写本也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演出本，写本中也夹杂不少潮州方言，如“难怪”称“无过”，“糟了”称“害了”，“必须”称“着”，“一样长”称“平长”，“一样重”称“平重”等。 我国戏曲在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形成北方杂剧和南方戏文（南戏）。北杂剧在宋金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至元代达到繁荣；南戏是１２世纪初叶，在浙江温州首先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宋元二百多年的流传发展中，南戏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流传，形成了弋阳腔（江西），海盐腔、余姚腔（浙江），昆山腔（苏州），以及泉潮腔（闽南粤东）等声腔剧种。南戏流传到各地并形成地方声腔剧种，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南戏原有的曲调流传到各地之后，被戏曲演员以当地语言传唱着，由于语言、语调上的差别，使之不断变化，在风格上也逐渐地方化起来；一种是当地的民间音乐——从秧歌、小调、直到某些宗教式歌曲，不断地被采用到戏曲中来，丰富着原有的曲调。这两种因素相互渗透，便形成了若干不同风格的声腔剧种。” 明本潮州戏文的发展，证明了现潮汕地区在元明时期有过繁荣的南戏演出活动，一些在史籍上记载已佚的宋元南戏早期剧本，如《颜臣》（即《陈颜臣》，演陈颜臣与连静娘的故事）、《刘希必金钗记》，就是早期南戏曾在现潮汕地区流传的佐证。 其次，《蔡伯皆》、《刘希必金钗记》，均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南戏剧本，说明南戏流传到现潮汕地区之后，潮州艺人曾用潮州方言演唱，由于语音、语调上的不同，使原有的曲调起了变化，同时还吸收潮州的民间音乐、小调等，从而在南戏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声腔——潮腔。明代戴璟在《广东通志》所载：“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所载：“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日潮州戏。”这两手抄演出本的出土，是潮人以乡音唱南北曲的佐证。 其三，《荔枝记》、《荔镜记》是以潮州民间故事编写，结构完整、手法娴熟、用潮腔演唱的剧本，说明潮腔在嘉靖年间已趋于成熟，那么，它形成的年代，自然应在嘉靖之前。前到什么年代呢？有的戏曲研究专家根据有关的史料，认为“明中叶以前，泉潮腔已很盛行，它有独特的剧目和演出形式，流传在泉州长、漳州、潮州一带”⑨。“明中叶以前”即１５世纪初，距今已有５００多年了。如果从《荔镜记》刊刻的嘉靖丙寅（１５６６年）算起，潮剧历史的绝对数字，也有4 4 0多年了。

“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潮 剧 简 介潮州戏。由南戏演变而来，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命名为潮剧。潮剧是潮汕的地方戏，也是广东三大地方剧种之一，全国十大剧种之一，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潮剧也被称之中国艺苑奇葩，获得海内外广泛的好评。其突出特点是 ：优美抒情，潮汕味浓，有大批优秀剧目，独特表演艺术和著名演员，雅俗共赏，深受群众喜爱。南戏，是南曲戏剧的泛称，除了宋元戏文，还包括元明以后衍生的传奇。明代以“潮腔”、“潮调”冠名的潮剧，是在戏文、传奇共同作用下，融汇潮州的戏乐、民俗而后形成的地方剧种。潮剧不仅在艺术表现基本上脱胎于南戏，南戏的人文意蕴、思想内容、审美特质、运转流变的态势和取向，统称南戏精神，也一直为其吸收和传承。有多部潮剧拍成电影传遍国内海外。潮剧团也多次赴国内各地和海外演出。尤其是丑戏的表演艺术更是脍炙人口。 南 戏 精 神 之 正 视 现 实，褒 贬 善 恶南戏，从戏文到传奇，前后几百年，得以风靡国中，衍传南北，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编演的剧目，多数取材于当时社会累不可收的人和事，表现的又多是关注百姓疾苦、惩恶扬善的主题，追求取向与人民大众的愿望和呼声保持一致。南戏最早期剧目，许多通过表现“发迹变泰”、负心背义的寒门士子“富易交”、“贵易妻”，酿造人间悲剧，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新进权贵衣冠禽兽的行径和本质，隐性地鞭挞封建统治集团势力，由于符合大众的要求，所以才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南戏戏文和传奇，许多剧目还从人伦关系的角度，表现佞臣酷吏弱肉强食、恶霸豪绅仗势横行和不断的战争给现实人生带来的苦难，揭示造就当时各种人间悲剧的真实缘由，对战争和社会黑暗进行无情揭露和谴责，同时通过表现婚姻家庭的悲欢离合，歌颂患难夫妻信守如一的高洁情操和传统美德，所以也才备受青睐而传承不辍。南戏描写爱情的剧目，能够一代代活现于舞台，同样是因其内容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秩序具有反抗性、谴责性，对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抗逆浊世的青年男女的行为具有同情性、赞美性所使然。南戏这种精神，潮剧从最初移植上演戏文、传奇剧目开始，便逐步吸收，不断传承。潮剧剧目繁多，内容十分丰富，大凡男女恋情、国家兴亡、人间悲欢离合、历史沧桑变化，几乎都被涉及。尽管受历史、社会诸因素的影响，有些存在内容混杂、格调不高的情况，但主流同样是以体现民族的传统和各时期的社会现实为特色，以“寓褒贬、别善恶、载治乱、知兴衰”和启示世人与时俱进、从善弃恶为主旨，所以受到观众普遍欢迎。这对今后更好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精神，相信仍有很好的启发和帮助。 潮 剧 在 闽 南 之 传 入、流 行、发 展 概 况南宋，闽南一带民问演戏已是蔚然成风。《云霄厅志》“朱子守漳实迹记”载，绍熙元年（1190）朱熹来守漳州，“末至之始，阖郡吏民得手所素，悚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淫荡于优戏者，在悉屏□奔遁”。据庆元三年（1197）陈淳《上传寺丞论淫戏书》所载，当时的戏剧活动已发展到“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倡率，号曰戏头……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的炽热程度。伴随宋室南渡，南外宗正司移置泉州而流入闽南的早期南戏--温州杂剧，及其在长期流行中形成的用闽南语化官话演唱的正字戏，在闽南更是源长流远，直至七十年前还有云霄县中柱“老三胜”和陈岱“万利”二个正字戏职业班社。《广东省戏曲和曲艺》说，“正字戏……在闽南活动了多年，播下了种子，到了元末明初，才由闽南流入粤东”。曾受聘为潮州修志馆编纂的逍遥天，在《潮音戏的起源与沿革》一文中也认为，“正字戏乃接东山，诏安诸县而至。”温州杂剧、正字戏在闽南的长期流行中，与民间土戏广泛结合，产生了闽南语系的泉、潮两大地方声腔和其他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诸如云霄的“七角戏”。“七角戏”，考其名称，当与早期南戏七种角色行当有密切相关。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前后，云霄犹有大坑的“可吉班”和马铺的“石鼓班”二个七角戏班社。在正字戏孕育、影响下而产生的潮音戏，据1956年梅兰芳、欧阳予倩从日本拍回的《荔镜记》的书照，说明在明嘉靖丙寅年（1566）以前业已形成。按清吴颖《潮州府志》载，当时的潮音戏是“声歌轻婉，闽广参半”“皆习南音而操土风”。因此，逍遥天《潮音戏的起源与沿革》认为“初期潮音戏的孕育环境，须包括福建南部在内，因此潮州的文化和闽南是同一范畴的东西”。可见从漳州以下的云霄、东山、诏安、平和至粤东潮州一带，同是潮剧的发源地修于明嘉靖九年的《漳浦县志》（时云霄、东山皆属漳浦县）已有“中秋日各坊里祀土神，盖古秋报遗意。城市凡后土祠皆演传奇以娱神”。清乾隆十三年刊印的《官音汇解析义》对当时闽南的戏曲剧种，记载更为明确：“做正字唱官腔，做白字唱泉腔，做潮调唱潮腔……”。清末至本世纪之三十年代闽南潮剧戏曲活动曾一度呈现非常兴盛之态势，当时，仅云霄县就有30多个班社，诏安也有10多个，比较著名的有云霄之锦秀春、怡正兴、诏安之永乐香、东山之赛天香、平和之三正芳，南靖之一枝花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治日益腐败，日寇入侵，厦门、潮汕相继沦陷；抗战刚结束，内战又起。闽南一带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潮剧班社纷纷垮台，至1949年解放前夕，漳州地区仅存的潮剧班社不足10个。解放后，潮剧获得了新生。漳属各县纷纷成立了戏曲改革筹备委员会，以原有的潮剧班社为基础，组建了云霄县潮剧团、诏安县潮剧团、东山县潮剧团、平和县潮剧团等县级专业剧团（诏安潮剧团曾一度更名为海燕潮剧团升格为地区级剧团），而全区城乡业余潮剧团则发展到近200个。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浩劫中，各县潮剧团被撤销，业余潮剧团被禁办，闽南潮剧濒临灭绝境地。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闽南潮剧又一次获得新生。1979年各县相继恢复县潮剧团建制。业余潮剧团大部份恢复。闽南潮剧进入了新的恢复发展时期。 潮 剧 南 戏 精 神 之 构 造 特 色，扎 根 民 间 地方性、民间性都是南戏的根本特征。地方性首先指语言，宋元戏文发端于温州，初用温州方言演唱，故称“温州杂剧”。后流行至临安（今杭州）及浙闽一带，适应观众要求，改用“官话”演唱，但名曰“官话”，实仍保留温州土音，为“温浙戏文之调”。至明初，南戏流行南方各地，由戏班用“官话”夹杂当地方言演唱，“音随地改”，又育化出用各地方言演唱的新剧种。南戏各地方剧种在形成过程，还溶化不同地方的历史、地理、风尚，使内容取向、形式定势、审美构架等方面，既保留南曲戏剧的共同特征，又凸现与相应地域观众群体相皈依的个性风范，这些都组成剧种的地方特色。民间性也是南戏的显著特点。早期，南戏在温州产生，温州民间的风情习俗、文化心理和通俗化艺术，都给它以滋养和影响。南戏演出，也一直与民间风俗胶着在一起，成为民间承古俗而风行的酬神祭祀演出的载体。后南戏衍生的流派，分道扬镳，形成昆山腔和弋阳诸腔的对峙状态，昆山腔一度因追求雅而脱离大众，导致“曲高和寡”，逐步走向衰落，弋阳腔则继续“沿土俗”，走平民化路子，结果因其俗而受广大群众欢迎，获得蓬勃发展。昆山腔和弋阳腔的不同取向和效果，更说明民间性是地方戏曲的生命根系。这些情形，潮剧亦然。最初南戏戏文、传奇在潮州传演，同样是采用“官话”，但“入乡随俗”，演唱过程也被渗进本地方言，渐渐出现“土风声调”。及至“潮腔”、“潮调”产生，更是大大推进语言、声腔的地方化，最终形成潮剧。潮剧内容取向、表现形式也多溶入与潮州民系文化直接相关的历史、地理、人文，以及潮人世代相袭的注重生命、注重事功、注重现世生活的人生态度和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乐人为尚的审美趣味，从而形成清峭柔远、平易抒情的独特神韵。潮剧的民间性特点同样十分突出，它一直以农村市井的庶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剧目除相当部分移植、改编自戏文和传奇外，自编的戏出许多都取材于当地民间传说和故事，或地方人物事迹，而且始终把普通大众的喜闻乐见放在心上。潮剧的演出班社、演出活动也都呈民间特点。潮剧广场戏，从明代中叶开始就在潮州渐次繁兴，今天仍然成为城乡广场文化的重要载体。潮剧的地方性、民间性同样受南戏精神的直接影响，它承载的内涵和积累的经验，都将继续对潮剧今后的生存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1. 概括《范仲淹有志于天下》全文内容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译文】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保养罢了。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2. 概括《范仲淹有志于天下》全文内容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内容概括： 记录了北宋名臣范仲淹读书时的几件小事，重点突出他的勤奋和有志气。他五年不曾脱下衣服好好睡过一觉，看书看得头昏了，就用冷水洗洗脸。读书的条件也很艰苦，稠粥也舍不得吃，要到太阳偏西才吃。但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却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诵出了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篇散文选自南宋朱熹、李幼武撰写的《名臣言行录》。 扩展资料 《名臣言行录》一书汇编了散见於文集、传记中的宋代重要人物的事迹，共收入北宋以及南宋人物二百二十五人。此书共七十五卷，朱熹撰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李幼武撰续集、别集、外集五十一卷。 朱熹编此书的目的在于整理散乱而不统一的史料，将北宋名臣的事迹中可信的部分保留下来，而非掺入一家之言，故书中不见他个人的评论。该书的作用，除了作为可信的史料外，亦可作为后世君臣的借镜。 后世对编撰宗旨的解读不一：该书所收录的人物为多数为当时的名臣，但有若干人物在后世较具争议性，被认为不该收入进去，如王安石、赵普、吕惠卿等人行事风格接近小人，则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质疑。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朱熹编此书着重的是严谨的史学态度，而“有补于世教”乃其次，况且这些人物对国家社稷并非毫无建树，且对当时的政坛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亦符合名臣的条件，故被收入书中并没有不合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名臣言行录 3. 概括《范仲淹有志于天下》全文内容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内容概括： 记录了北宋名臣范仲淹读书时的几件小事，重点突出他的勤奋和有志气。 他五年不曾脱下衣服好好睡过一觉，看书看得头昏了，就用冷水洗洗脸。读书的条件也很艰苦，稠粥也舍不得吃，要到太阳偏西才吃。 但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却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诵出了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篇散文选自南宋朱熹、李幼武撰写的《名臣言行录》。 扩展资料 《名臣言行录》一书汇编了散见於文集、传记中的宋代重要人物的事迹，共收入北宋以及南宋人物二百二十五人。此书共七十五卷，朱熹撰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李幼武撰续集、别集、外集五十一卷。 朱熹编此书的目的在于整理散乱而不统一的史料，将北宋名臣的事迹中可信的部分保留下来，而非掺入一家之言，故书中不见他个人的评论。该书的作用，除了作为可信的史料外，亦可作为后世君臣的借镜。 后世对编撰宗旨的解读不一：该书所收录的人物为多数为当时的名臣，但有若干人物在后世较具争议性，被认为不该收入进去，如王安石、赵普、吕惠卿等人行事风格接近小人，则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质疑。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朱熹编此书着重的是严谨的史学态度，而“有补于世教”乃其次，况且这些人物对国家社稷并非毫无建树，且对当时的政坛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亦符e69da5e6ba90e799bee5baa631333431346465合名臣的条件，故被收入书中并没有不合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名臣言行录。 4.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简洁概括全文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编辑本段]作者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 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 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 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 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 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 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原文 1.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常山朱氏。 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 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糜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 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名人言行录》 2.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 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选自宋·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政范公神道碑铭并序》[编辑本段]译文 【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 往往糜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译文】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长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 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就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 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 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 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译文】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以国家的责任作为自己的责任，刻苦读书，有时夜里昏沉困倦，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 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 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仅自我足够罢了。 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编辑本段]注释 适：嫁 既：副词，不久，后来 去：离开 尝：曾经 昃（zè）：太阳偏西 或：有时 昏怠：昏沉困倦 辄：往往，每每。 沃：浇，引申为“洗” 啖：吃 谗：说人坏话[编辑本段]阅读训练 1. 给下列句中加点的字注音并释义。 ①啖（音：dàn 义：吃）粥而读 ②辄（ 音：zhé 义：往往，总是）以水沃面 ③食不给（音：jǐ 义：供应） ④乃至被谗（音：chán 义： 说别人的坏话）受贬 ⑤由参知政事谪（音：zhé义：降职）守邓州 2.“每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确译句是（C） A. 每天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 B. 常常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C. 常常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任务。 D.每天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3.下面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①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有时夜里疲惫困倦，常常用冷水洗脸。 ②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仅自足罢了。 ③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 。 5.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简洁概括全文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编辑本段]作者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 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 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 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 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 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 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原文 1.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常山朱氏。 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 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糜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 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名人言行录》 2.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 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选自宋·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政范公神道碑铭并序》[编辑本段]译文 【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 往往糜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译文】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长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 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就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 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 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 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译文】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以国家的责任作为自己的责任，刻苦读书，有时夜里昏沉困倦，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 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 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仅自我足够罢了。 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编辑本段]注释 适：嫁 既：副词，不久，后来 去：离开 尝：曾经 昃（zè）：太阳偏西 或：有时 昏怠：昏沉困倦 辄：往往，每每。 沃：浇，引申为“洗” 啖：吃 谗：说人坏话[编辑本段]阅读训练 1. 给下列句中加点的字注音并释义。 ①啖（音：dàn 义：吃）粥而读 ②辄（ 音：zhé 义：往往，总是）以水沃面 ③食不给（音：jǐ 义：供应） ④乃至被谗（音：chán 义： 说别人的坏话）受贬 ⑤由参知政事谪（音：zhé义：降职）守邓州 2.“每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确译句是（C） A. 每天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 B. 常常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C. 常常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任务。 D.每天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3.下面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①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有时夜里疲惫困倦，常常用冷水洗脸。 ②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仅自足罢了。 ③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 。 6. 请概括一下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白话译文：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 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保养罢了。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此文出自宋代·欧阳修《欧阳文忠集》《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欧阳文忠公集》，因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故名。共153卷，附录5卷。其中《居士集》、《易童子集》、《外制集》、《内制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等一百十四卷，《归田录》、《诗话》、《长短句》等十九卷，《集中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 前附年谱，后附行状、墓志、传文等五卷。书中《居士集》为作者晚年自己编定，其余都是南宋周必大编定的。 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南宋周必大（1126--1204）等编纂的。现在中国及台湾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都是残本。 唯有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153卷大抵与南宋时代保留的原形同。其版刻的情形如下： 半页10行、每行16字，注文双行、左右双边。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 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7.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文言文翻译,阅读答案 【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译文】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保养罢了。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1. 给下列句中加点的字注音并释义。 啖dàn 粥而读 音 ： 义：吃，食用 辄以水沃wò 面 音： 义 ：浇洗 食不给Ji 音 ： 义 ：接济 乃至被谗chán 受贬 音 ： 义：诋毁 2.“每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确译句是（B ） A. 每天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 B. 常常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C. 常常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任务。 D.每天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3.下面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①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有时夜晚昏昏欲睡时，就用水浇洗面孔。 ②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老婆、孩子吃的穿的只是狗用罢了。 4.这段文字的层次已在文中划出，请简要归纳层意。 一层：写其少有大志，发奋苦读。二层：做官关心国事，勇于但当。三层：写其刻苦自励，天下为先的崇高境界。 5.“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所作《岳阳楼记》中的名句，与该文一样，此句在本文中起了 的作用。 交代了范仲淹高风亮节的思想基础，是画龙点睛之笔 8.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这篇文言文整个意思 【原文】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 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译文】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 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 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 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保养罢了。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9. 文言文翻译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1.怠：疲倦 辄：立即；就 翻译：有时候晚上觉得昏昏欲睡很疲倦了 就用水洗脸 2.给妻子和孩子的衣服和食物只刚刚够他们自己吃穿，没有一点多余的。应该是形容某人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全译文： 版本1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没有依靠。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他发奋读书，有时晚上困了，就用冷水冲头洗脸。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就喝粥坚持苦读。做官以后，常常情绪激动的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谗言而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给自足罢了。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版本2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长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就用冷水洗脸。（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太阳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如有帮助望采纳

天理教：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是18世纪中叶白莲教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部分教徒组织起来的，曾在北京、河南发动起义。又称八卦教。嘉庆年间由京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八卦教（九宫教）、荣华会、白阳教、红阳教、青阳教等教派的部分教徒逐步联合统一而成 。主要首领为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和京畿大兴县人林清等。教内以八卦为分支名目，各有掌卦教首，而震卦为七卦之首，兼理九宫，统管八卦。主要经卷为《三佛应劫统观通书》等。传习“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崇拜太阳，信奉“三极”说，即认为世界的发生发展经历过去、现在 、未来3个时期，“过去”称无极，“现在”称太极，“未来”称皇极 ；倡言“红阳劫尽 ，白阳当兴” ，该由“十八子明道”、“孝姓应世”。天理教冲破了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敛钱自富的传统，提出了入教者缴纳根基钱(或称“种福钱”)，起事之后给与地亩官职的主张，具有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目的。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曾组织发动京师、河南、山东等地教徒起义，京师的一支并曾攻入紫禁城。后在清军镇压下先后失败。另外，还有日本天理教日本新兴宗教之一。大和国山边郡庄屋敷村（今奈良县天理市三岛町）妇女中山美伎创立。天保9年(1838)10月23日，中山美伎在为其患病的长子祈祷时自称“真神”降临，要她传达神意，解救世人；这种状态持续到26日,后天理教定此日为创教日,奉中山美伎为教祖。中山美伎创教后，借咒术、神符为人医病、助产，同时与家人一起传播“天理王命”信仰，遂名天理教。到明治24年(1891)，天理教已升至神道本局直辖一等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遭到政府的压制和日本佛教等的反对。明治32年起,天理教五次进行“独立请愿”,终在41年得到当局承认，作为教派神道的一派而取得独立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天理教进一步吸引大批农民、商人、职员、家庭妇女等社会中下层群众入教，并向海外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天理教曾追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等地殖民的政策，也在当地建立"天理村"等。战后,天理教在日本相当活跃。1952年成为宗教法人;1970年退出神道教派联合会,以独立宗教的面貌出现。到1984年底，该教有教会16000余，布教所21000余，宗教职业者17万人，信徒约176万。在世界各地还设有近200个海外教会。“天理王命”是天理教信仰中10个神的总称，具有一神意义，又称“父母神”。其教义认为，世界和人类都是父母神创造的，人必须认识神的恩惠，愉快地从事日常的“神圣劳动”，彼此合作,相互亲爱,消释前生宿业,实现“康乐生活”,最终达到父母神所期望的“康乐世界”。基本经典是被称为“三原典”的《御神乐歌》(修行活动时的唱词)、《御笔先》（记“神示”的1711首和歌,与前书同出自中山美伎之手）、《御指图》(中山美伎和另一领导者饭降伊藏的言论集),以及为适应战后的新情况而由天理教总部于1949年编定的《天理教教典》。天理教以继承教祖血统的"真柱"为最高领导人，设“表统领”管理传教、组织工作。现任第三代“真柱”为中山善卫，“表统领”为清水国雄。其宗教活动围绕“总部—大教会—分教会”这种纵向系统进行。总部设在奈良县天理市三岛町中山美伎故里，内建神殿、教祖殿、祖灵殿，神殿中央筑有“甘露台”，是供奉“天理王命”的礼拜中心。中山美伎创教和逝世（被称为“隐身”）的日子是天理教的主要纪念日。总部发行《天理时报》等五种报刊，设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套教育机构以及图书馆和参考馆（博物馆），还有医院、出版社、研究所和培养教会人员的专门学校。

宋、元说话及其话本的时代 考辨在宋代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由唐代的“说话”发展而来，并吸收了变文等的若干特点；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现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说大致就是当时“说话”艺人——也即“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称“话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与其原貌不尽相同了。 “说话”在宋代有四家。据宋代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 据此，“说话”四家为：一、小说；二、说经，包括说参请； 三、讲史；四、合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大致采用这种说法，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并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看。但因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有“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认为“合生”不属于“说话”四家之一，并对上引《都城纪胜》的那一段话用别的方式来标点，于是对“说话”四家也就有了别的分法。但似还不如鲁迅、孙楷第的分法来得稳妥。 ①只是在“说话”四家中，合生的势力最小，综合《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诸书的记载，合生艺人有姓名可考的只吴八儿、双秀才两人，而小说、讲史皆有数十人，说经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见一斑。大概从南宋后期起，合生已颇衰微，故《梦梁录》卷二十有一条记“说话”的情况，标目为《小说讲经史》而不说及合生。至于合生的特点，由于前人的记载语焉不详，现在已难以弄清楚了。 ①洪迈此条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散乐伎人“高吟”一首七律，咏两位太守对席；另一个是一位唱诸宫调的女子“歌”其“述怀小曲”，咏雪里梅花，用以自喻。又，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说：“有谈歌妇人杨苎萝，善合生杂嘲。”文中并记载了这位“歌者”“嘲蜘蛛”（实为嘲胖和尚云辨）的五言小诗，从中可见洪迈的所谓“京都遗风”。其“嘲蜘蛛”，亦即“指物题咏”的一种。按，《新唐书·武平一传》：“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士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是“合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施于声律”，也可结合舞蹈，故有“咏歌蹈舞”之语；其内容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则显与“题咏”相通。洪迈所记，均为乐人的“吟”、“歌”，张齐贤所记，也为“歌者”之诗，当是唐代“施于声律”的“合生”的继续。而罗烨《醉翁谈录》卷一甲集《舌耕叙引》的《小说引子》说：“小说者流……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此处的小说，是广义的概念，与今天通常所说的“小说”近似，故谓其可“或名演史”。 由这一记载，可知其所谓“合生”实属于广义的小说，也是述说故事的。 与洪迈所说“指物题咏”、再加“吟”、“歌”的“合生”同名异实。换言之、“合生”在当时实有两种，一种属于“说话”，一种则吟诗歌词。另据洪迈所记，在其生活的南宋时代，后一种“合生”是由女性（“路歧伶女”）从事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合生”艺人为“双秀才”，显非女性，也可见《繁胜录》所记“合生”非洪迈所谓“合生”，而当是《醉翁谈录》所说的那种“合生”。 “说话”的形式，大抵以诗词起，以诗词终，在叙述过程中也常杂以诗词、骈文之类，故又有“诗话”、“词话”之称。 至于“小说”、“讲史”、“说经”的区别，鲁迅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 （《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说经”虽“演说佛书”，后也发展为专讲佛教史上的有关故事，向“小说”、“讲史”靠拢，唯题材有所区别，其代表作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无论是唐代的“说话”或变文，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从这点说，作为其后继者的宋、元“说话”也应为同样的性质。且宋代“说话”主要在“瓦舍”演述，其听众以市井民众为主，元代“说话”的主要听众同样如此，故可视为市井文学。而另一方面，宋、元“说话”又受六朝以来文言小说的影响很深。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固然收有许多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之文①，《夷坚志》、《绿窗新话》也分别为宋代志怪、传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实以六朝以来的文言小说作为不可或缺的养料。这在具体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就显然脱胎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至于罗烨所说“长攻历代史书”，则又点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史书的密切关系。 ①《醉翁谈录》所说的《太平广记》恐已非李昉等所编的原本，而已经过增删，供“说话人”之用。理由是：一、《醉翁谈录》壬集卷一所载《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叙宋代包拯时事，而云“事见《太平广记》”。《清平山堂话本》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宋英宗时事，亦云：“虽为翰苑名谈，编入《太平广记》。”此二篇不但为今所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所不载，时代亦不合。故当另有一《太平广记》。但既袭用旧名，则大部分作品当来自原书。 就现在所知的宋、元话本来说，哪些属于宋，哪些属于元，已经很难剖明。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因当时作为判断依据的，一是旧籍的记载，一是实物，而其中都有很多问题。 旧籍中记载宋、元话本名目最多的，为罗烨《醉翁谈录》；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也有“宋人词话”的著录。《醉翁谈录》在国内原已亡佚，后发现于日本，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国内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书刚在日本发现时，曾被误认为南宋本；书中所记及的大批话本名目，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宋话本了。但后来日本学术界已发现原先的判断并不确切，是以连收藏此书的天理图书馆所编《中国古版通俗小说集》（《善本写真集》二十七）介绍此书时也说：“此书一般认为是南宋版，但书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笔调，再勘以版式，或系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发行，第1页）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则非刊于“宋末”可知。至早为元初刊本。说成“或系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迁就旧说（所谓“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而元锺嗣成《录鬼簿》卷上记陆显之说：“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则《醉翁谈录》之作，实当在陆显之撰《好儿赵正》之后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醉翁谈录》所记的这些话本名目出于元代及其以前，但已无从分辨何者为宋、何者为元了。至于《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著录的“宋人词话”，也未必可靠。两书均著录的“宋人词话”共十二种。仅为《述古堂藏书目》著录的凡五种；这十七种在今天已多数亡佚。其中有五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即《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记》，实都不早于元代②。 ①关于这五篇话本的时代考证，参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本节下文凡涉及话本的时代问题而与通行说法有所不同的，除已注明者外，皆见此文。 ②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误认《醉翁谈录》“乃南宋人书”，进而以为“赵正故事，元与南宋皆有话本”，“陆显之亦但就旧本改编，非创为之也”。但《醉翁谈录》为“南宋人书”的前提既已不存在，则《好儿赵正》自应为陆显之的创作。 再说实物。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说》。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缪荃孙刊《烟画东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缪荃孙在《跋》中说，其底本为影元人写本。 书中的《冯玉梅团圆》篇说到“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认为这四篇都是宋人话本，连带认为其他三篇也出于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马幼垣、马泰来氏发表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载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根据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编集的，其《冯玉梅团圆》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作品中并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帘卷水西楼”一词①，该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缪荃孙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人写本实是无稽之谈。何况在缪氏之前，从不见有此书的著录（缪氏说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钱遵王图章，但钱氏所著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也未著录此书）；在缪氏刊印之后，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闻，全无纪录”。至于书中所出现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样，均为《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所无，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编集者为了显示这些作品确为宋人话本而增改的。 ①此点最早是已故孙楷第先生发现的，马幼垣、马泰来氏在其论文中已经说明：孙说见于其所撰论文《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根据《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制造的伪书，而作伪者很可能是缪荃孙。在他们发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学者对《京本通俗小说》的底本情况发生怀疑，如郑振铎及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确、有力。在它发表之后，不少有影响的学者给予高度肯定，如美国的韩南（patrickHanan）、法国的莱维（AndréLévy）等；我国学者苏兴当时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的结论（见苏兴《〈京本通俗小说〉辨疑》，载《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说》并不能作为判断宋话本依据的实物。 此外还有《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曾被不少学者认为宋话本。但除《梁公九谏》时代不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为宋话本）外，其余两种都为元话本。再如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分别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错斩崔宁》”。因而通常也被认为是宋话本。但《崔待诏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语和生活特征①，估计已经过冯梦龙的较大加工，并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话本抑元话本已难以判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为元话本，是否经过冯梦龙加工也无从断定。 ①《崔待诏生死冤家》说到“湖南潭州府”，为明代地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说吴洪到行在临安应考，没有考取，就在临安住了下来，拟于“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于明、清时代。详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

痴婆子传免费翻译全文线上阅读痴婆子传免费翻译全文线上阅读予自为大徒所劫，复为克奢所挟，迄今恨之。子夫亦间出间归，然归不胜出，克奢亦代翁而贾。奢姆沙氏有丰韵。察之无他偶然。因克奢出，每从，花晨月夕必浩叹愁怨，减食忘眠。乃栾翁以姑多病，而意欲通沙氏。乘其晓妆，盥水濯面时，轻蹑其后，以手握其腕。沙惊颐，乃翁也。一时欲呼，愧不出口。而翁又急以手探其乳。沙曰：如何作此？引水喷翁面。翁即以武后忠高宗句曰：未承锦帐风云会，先沐金盆雨露恩。翁有力，挽沙上床。沙力挣不舍，而时忽凑一女无侧，皇急，又曰：翁何为作此？沙方言，而翁跪曰：救命。又以手探其阴。沙曰：我白姑。翁曰：自我娶之，自我淫之，何白之有？提沙足至腰肋间，而翁之髯已偎沙之颐颊矣。久之，沙不能言。翁遂幸之。痴婆子传翻译后,全文阅读《疯婆子传》主要讲述了一个叫阿娜的女子，情窦初开之际，对于男女之事心向往之，于是向“善于风情”的邻家少妇请教；这少妇便向她详细讲述了男女之间的大部分知识，包括性器官的不同、生育的奥秘、男女交合的基本内容和动作要领，当然，主要的方面在于交合时候的性感受以及如何体味到性的愉悦。应当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性启蒙讲座。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一位性知识丰富的少妇，确实令人惊奇；而阿娜能够遇到这样高明的老师，也是她的幸运。两性的肉体愉悦既然可以如此美好诱人，阿娜顿时就有了“欲得一人以少试”的渴望。她先是和到她家里做客的表弟初试云雨，尝得个中滋味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起来，寻找新的性爱物件成为她生活里的主要内容。在阿娜39岁之前，她先后与包括其丈夫在内的13位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她采取了主动挑逗对方的姿态；阿娜对于情欲的热爱和追求大胆疯狂，毫不隐晦自己在性活动中的各种细节和心理感受，很难让人想到她曾经是一个独守闺阁的淑女。实际上，类似于阿娜这样的女性在明清小说里并不少见。与许多年轻的寡妇一样，阿娜原本打算在平静中度过漫长的余生，但是在偶然的一次春游或者祷告活动中，却被一个貌美英俊的风流秀才或者一位惯会风月的和尚所勾引，她采取了拒绝的姿态却无济于事，最终失身于对方；她不免感伤于自己的贞节付诸东流，但同时也在带有暴力气味的肉体逐欢中感受到异常的喜悦；曾经的戒备之心便迅速转化为热烈的迎合和大胆的追求。她在肉欲的狂欢里放纵不羁，寡廉鲜耻。另一些温文尔雅的少女没有春色久旷的遭遇，但是当春花烂漫之际，也难免白昼漫长、夜晚寂寞的情怀；她更重郎才女貌的浪漫气味，只是因为对于风月懵懂无知，而一旦初尝个中滋味，则往往比寡妇更加疯狂。于是，道德上的约束在无边春色里脆弱不堪，感官的狂欢令她们如醉如痴。相较于今天的情欲生活，这些女性显得更为疯狂，因为她们的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在道德上容易出现更大的风险。比如阿娜，其性伴侣大部分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包括她丈夫的哥哥、弟弟和父亲，她的表弟，以及她家里的男性佣人等等。而少女和表哥表弟偷情的故事往往是一般小说里固定的模式。拓展：本书又名《痴妇说情传》，有写春园丛书本、石印本及各种抄本流传。又有日本京都圣华房刊本。题“情痴子批校、芙蓉夫人辑”，分上下两卷。卷端有目录33则。正文中没有回目标题。书前有序，署“乾隆甲申岁挑浪月书于自治书院”；末有短跋，作“明治辛卯春木规子题”。[半叶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框高21.6公分，宽14.3公分。题「芙蓉主人辑；情痴子批校」。前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挑浪月序。为日本木活字印本。讹字甚多，如「钟」误为「钟」、「蓉」误为「荅」。日本皮纸印。计二十九叶。封面有签条，印「痴婆子传完」。第二十九页末有「洛阳耳口王艸化户方寿延年植字」一行。查《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未收。据著录，各种古代小说辞典、百科全书、提要、总目，多云此书有乾隆二十九年刻本。按，乾隆二十九年挑浪月序中未言刻书之事，此外也无任何根据证明为乾隆间所刻。故原作「乾隆刻本」者，似应改作「清刻本」为妥。又有日本刻本，书名为「痴婆子传」，作者项题「情痴子批校；芙蓉主人辑」，行款同此本。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载书影，似为另一日本木活字印本。日本藏本闻有明治四年（1871）木规子跋。宣统二年（1910）上海新新小说社铅印本。封面题《新痴婆子传》，卷端题《痴婆子传》。《总论》谓“迷信只有害处，没有益处，关于世道人心大有影响。愿普天下兄弟妹妹取而读之，豁然有悟，则著者之功不虚也夫。”2000年，台湾大英百科出版《痴婆子传》ISBN:9789578592421。另，《痴婆子传》2卷，（明）不题撰人，台北天一出版社于1995年收入《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卷首有目录，分上下两卷。正文上端题“痴婆子传”，署“情痴子批校，芙蓉主人辑”，为日本木活字本，此本初版本藏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节山文库。文末有木规子明治辛卯(1891)跋。此本行间有夹批。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该词目作者刘辉谓，此书的内容“传写上官阿娜由妙龄少女情窦初开，少试私情，至出嫁后伤风败俗、乱伦淫荡，最终被视为“败节女”遣归母家的一生经历。”“本书虽然以大量的篇幅描写各种污浊的性关系，展示性行为、性感受、性心理，但作者没有放弃劝戒的目的。结尾所谓"是书乃正闺阁、严防闲之助"，说得很明白”、“这种通过具体的性行为、性心理的描写，肯定情欲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又是现实无法否定的实在，无疑是对礼教禁欲主义的反动。此本末也有“明治辛卯春日”，“木规子题”的跋文，知此书为日本明治年间刊本。痴婆子传翻译后阅读《痴婆子传》。明代中期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叫阿娜的女子，情窦初开之际，对于男女之事心向往之，于是向“善于风情”的邻家少妇请教；这少妇便向她详细讲述了男女之间的大部分知识，包括性器官的不同、生育的奥秘、男女交合的基本内容和动作要领，当然，主要的方面在于交合时候的性感受以及如何体味到性的愉悦。应当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性启蒙讲座。在彼时，出现这样一位性知识丰富的少妇，确实令人惊奇；而阿娜能够遇到这样高明的老师，也是她的幸运。两性的肉体愉悦既然可以如此美好诱人，阿娜顿时就有了“欲得一人以少试”的渴望。她先是和到她家里做客的表弟初试云雨，尝得个中滋味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起来，寻找新的性爱物件成为她生活里的主要内容。到她39岁之前，她先后与包括其丈夫在内的13位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她采取了主动挑逗对方的姿态；阿娜对于情欲的热爱和追求大胆疯狂，毫不隐晦自己在性活动中的各种细节和心理感受，很难让人想到她曾经是一个独守闺阁的淑女。实际上，类似于阿娜这样的女性在明清小说里并不少见。许多年轻的寡妇本来打算在平静中度过漫长的余生，但是在偶然的一次春游或者祷告活动中，却被一个貌美英俊的风流秀才或者一位惯会风月的和尚所勾引，她采取了拒绝的姿态却无济于事，最终失身于对方；她不免感伤于自己的贞节付诸东流，但同时也在带有暴力气味的肉体逐欢中感受到异常的喜悦；曾经的戒备之心便迅速转化为热烈的迎合和大胆的追求。她在肉欲的狂欢里放纵不羁，寡廉鲜耻。另一些温文尔雅的少女没有春色久旷的遭遇，但是当春花烂漫之际，也难免白昼漫长、夜晚寂寞的情怀；她更重郎才女貌的浪漫气味，只是因为对于风月懵懂无知，而一旦初尝个中滋味，则往往比寡妇更加疯狂。于是，道德上的约束在无边春色里脆弱不堪，感官的狂欢令她们如醉如痴。相较于今天的情欲生活，这些女性显得更为疯狂，因为她们的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在道德上容易出现更大的风险。比如阿娜，其性伴侣大部分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包括她丈夫的哥哥、弟弟和父亲，她的表弟，以及她家里的男性佣人等等。而少女和表哥表弟偷情的故事往往是一般小说里固定的模式。但是《痴婆子传》在叙事上却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小说在语言上相当的流畅自然，情节铺排上也颇为讲究。最重要的是，它是以女性的口吻来讲述故事的，这应当算得上中国传统小说里的异类；中国传统小说里的叙述者绝大部分都是男人，不管如何的怜香惜玉，总免不了有欣赏和猎艳的窥探气息，《痴婆子传》中的叙述要温和细腻得多。还有，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在讲述具有非常私人的性体验和性心理过程中，第一人称显然比别的要真实得多。这种叙述视角，在传统小说里可谓是凤毛麟角。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小说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在开篇，本书的作者遇到一个70岁的老妇人，她沧桑的气度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于是就和她交谈起来；老妇人也认为作者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于是就开始讲述起她39岁以前的风流历史。等到她的故事讲完，她便对自己放浪荒唐的人生表达了悔恨之意，这显然是明清小说里的一贯套路。但是从结构上而言，这样就完成了小说的叙述功能。很多学者曾经认为像倒叙的手法应该是近代西方文学里的产物，《痴婆子传》则对此做了有力的反驳。-----------------------------------------谢谢采纳哦~痴婆子传翻译全集故事讲述了一个叫阿娜的女子，情窦初开之际，对于男女之事心向往之，于是向“善于风情”的邻家少妇请教；这少妇便向她详细讲述了男女之间的大部分知识，包括性器官的不同、生育的奥秘、男女交合的基本内容和动作要领，当然，主要的方面在于交合时候的性感受以及如何体味到性的愉悦。应当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性启蒙讲座。在彼时，出现这样一位性知识丰富的少妇，确实令人惊奇；而阿娜能够遇到这样高明的老师，也是她的幸运。两性的肉体愉悦既然可以如此美好诱人，阿娜顿时就有了“欲得一人以少试”的渴望。她先是和到她家里做客的表弟初试云雨，尝得个中滋味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起来，寻找新的性爱物件成为她生活里的主要内容。到她39岁之前，她先后与包括其丈夫在内的13位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她采取了主动挑逗对方的姿态；阿娜对于情欲的热爱和追求大胆疯狂，毫不隐晦自己在性活动中的各种细节和心理感受，很难让人想到她曾经是一个独守闺阁的淑女。实际上，类似于阿娜这样的女性在明清小说里并不少见。许多年轻的寡妇本来打算在平静中度过漫长的余生，但是在偶然的一次春游或者祷告活动中，却被一个貌美英俊的风流秀才或者一位惯会风月的和尚所勾引，她采取了拒绝的姿态却无济于事，最终失身于对方；她不免感伤于自己的贞节付诸东流，但同时也在带有暴力气味的肉体逐欢中感受到异常的喜悦；曾经的戒备之心便迅速转化为热烈的迎合和大胆的追求。她在肉欲的狂欢里放纵不羁，寡廉鲜耻。另一些温文尔雅的少女没有春色久旷的遭遇，但是当春花烂漫之际，也难免白昼漫长、夜晚寂寞的情怀；她更重郎才女貌的浪漫气味，只是因为对于风月懵懂无知，而一旦初尝个中滋味，则往往比寡妇更加疯狂。于是，道德上的约束在无边春色里脆弱不堪，感官的狂欢令她们如醉如痴。相较于今天的情欲生活，这些女性显得更为疯狂，因为她们的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在道德上容易出现更大的风险。比如阿娜，其性伴侣大部分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包括她丈夫的哥哥、弟弟和父亲，她的表弟，以及她家里的男性佣人等等。而少女和表哥表弟偷情的故事往往是一般小说里固定的模式。痴婆子传翻译什么有痴婆子传白话文《痴婆子传》为淫秽小说，以浅近文言之倒叙笔法，述少女上官阿娜情窦初开，少试私情，至出嫁后伤风败俗，乱伦淫荡，最终被视为“败节妇”遣归母家，后皈依佛门，以清凉之水净洗淫心之故事。书中有云：「当处闺中时，惑少妇之言而私慧敏，不姐也；又私奴，不主也；既为妇，私盈郎，又为大徒所劫，亦不主也；私翁、私伯，不妇也；私饕，不嫂也；私费，姨也；私优，复私僧，不尊也；私谷，不主人也。:ishare.iask.sina../search.php?key=%B3%D5%C6%C5%D7%D3%B4%AB&classid=0&format=&order=&uid=0&id=0&page=0痴婆子传痴婆子传白话文看白话文就没有意思了就是要看那种半文半白的。那才有那个意思。《痴婆子传》txt全集下载痴婆子传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选免费下载：免费日文线上阅读翻译:cgenr./?fromuid=72:bbs.mychjp./?fromuid=9这都是学习的论坛，希望给你帮助。

如果对画画或考古有研究的朋友肯定知道张大千这位大师，不知道他往事的人对他的画非常的敬仰，而知道他对敦煌壁画破坏的人，还专门写过长篇文章大骂他。被骂这么惨的上个人是考古大师郭沫若。为何张大千会被人如此抨击，骂他为了自己的目的连节操都不要了？1942年傅斯年、李济联合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和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联名写了一封给于右任先生的信：“辛巳年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工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又，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勾勒，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向君认为此种举动，如尚任其继续，再过二、三年，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当时李济、傅斯年他们对张大千的行为已经是怒发冲冠，敦煌千佛洞在张大千去前还保留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壁画，当张大千知晓后为赶在他人前面临摹这些历史瑰宝，直接在正居石室中临摹。而这些壁画并非只有一面，各朝代的画家都是一层层的在原来的画上涂上泥土后再作画，因此这些壁画里层还有前朝的画。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完全不顾文物是否会遭到损坏。张大千为了能临摹各朝代画家的手迹，竟然在临摹完一层后直接剥去而没有任何的保护手段，就这样临摹一层撕一层，所有后来朝代的壁画就这样被简单粗暴的毁坏，虽然这对张大千个人的艺术造诣上有很大的进步，但对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却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临摹一层打掉一层，然后在壁画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就不管了，当时的学术界许多名家联名呼吁停止这样的行为，但无奈当时的张大千在政学届有非常硬的关系，并且没有人有直接证据而无法制止他。直到42年著名的史学家、敦煌学家向达前往敦煌亲自考察才目睹了这痛心疾首的一切。张大千虽然在损坏了那些壁画的外层时留下了自己的临摹，但那些临摹都是他个人的画迹，原来的那些壁画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办法还原。并且因张大千个人对朝代的偏见，把宋元时期的壁画直接大刀阔斧的砍烂，只剩下满地的支离破碎的画片。除了那些被破坏的壁画外，他还是一个“小偷”，他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下带走了大量的敦煌文物。（于右任先生努力修补被破坏的壁画）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说：“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都被张大千先生带走了，后来这些文物流落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成了日本人的宝贝。”王圆箓的《道士塔》事件被世人骂的狗血淋头，可是当时西方人来中国带走那些文物时，是当地开了证明的，他没有能力阻止这些人，所以他一直背这个锅。而张大千却是知法犯法，为了自己的私欲把华夏历史瑰宝破坏殆尽，满足了他在艺术上的提升，这是极为可耻的行为。（张大千临摹的壁画在成都展出）在成都的张大千画展上，敦煌壁画满满的一墙，进来参观的民众口里直道“真了不起”、“这是真正的大师”，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画虽好，却已不再是原来的真品，历史上那些大师的手笔早已被扫入茫茫的沙地之中。

　　宋、元说话及其话本的时代　　考辨在宋代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由唐代的“说话”发展而来，并吸收了变文等的若干特点；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现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说大致就是当时“说话”艺人——也即“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称“话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与其原貌不尽相同了。　　“说话”在宋代有四家。据宋代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　　据此，“说话”四家为：一、小说；二、说经，包括说参请；　　三、讲史；四、合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大致采用这种说法，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并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看。但因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有“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认为“合生”不属于“说话”四家之一，并对上引《都城纪胜》的那一段话用别的方式来标点，于是对“说话”四家也就有了别的分法。但似还不如鲁迅、孙楷第的分法来得稳妥。　　①只是在“说话”四家中，合生的势力最小，综合《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诸书的记载，合生艺人有姓名可考的只吴八儿、双秀才两人，而小说、讲史皆有数十人，说经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见一斑。大概从南宋后期起，合生已颇衰微，故《梦梁录》卷二十有一条记“说话”的情况，标目为《小说讲经史》而不说及合生。至于合生的特点，由于前人的记载语焉不详，现在已难以弄清楚了。　　①洪迈此条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散乐伎人“高吟”一首七律，咏两位太守对席；另一个是一位唱诸宫调的女子“歌”其“述怀小曲”，咏雪里梅花，用以自喻。又，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说：“有谈歌妇人杨苎萝，善合生杂嘲。”文中并记载了这位“歌者”“嘲蜘蛛”（实为嘲胖和尚云辨）的五言小诗，从中可见洪迈的所谓“京都遗风”。其“嘲蜘蛛”，亦即“指物题咏”的一种。按，《新唐书·武平一传》：“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士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是“合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施于声律”，也可结合舞蹈，故有“咏歌蹈舞”之语；其内容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则显与“题咏”相通。洪迈所记，均为乐人的“吟”、“歌”，张齐贤所记，也为“歌者”之诗，当是唐代“施于声律”的“合生”的继续。而罗烨《醉翁谈录》卷一甲集《舌耕叙引》的《小说引子》说：“小说者流……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此处的小说，是广义的概念，与今天通常所说的“小说”近似，故谓其可“或名演史”。　　由这一记载，可知其所谓“合生”实属于广义的小说，也是述说故事的。　　与洪迈所说“指物题咏”、再加“吟”、“歌”的“合生”同名异实。换言之、“合生”在当时实有两种，一种属于“说话”，一种则吟诗歌词。另据洪迈所记，在其生活的南宋时代，后一种“合生”是由女性（“路歧伶女”）从事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合生”艺人为“双秀才”，显非女性，也可见《繁胜录》所记“合生”非洪迈所谓“合生”，而当是《醉翁谈录》所说的那种“合生”。　　“说话”的形式，大抵以诗词起，以诗词终，在叙述过程中也常杂以诗词、骈文之类，故又有“诗话”、“词话”之称。　　至于“小说”、“讲史”、“说经”的区别，鲁迅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　　（《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说经”虽“演说佛书”，后也发展为专讲佛教史上的有关故事，向“小说”、“讲史”靠拢，唯题材有所区别，其代表作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无论是唐代的“说话”或变文，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从这点说，作为其后继者的宋、元“说话”也应为同样的性质。且宋代“说话”主要在“瓦舍”演述，其听众以市井民众为主，元代“说话”的主要听众同样如此，故可视为市井文学。而另一方面，宋、元“说话”又受六朝以来文言小说的影响很深。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固然收有许多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之文①，《夷坚志》、《绿窗新话》也分别为宋代志怪、传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实以六朝以来的文言小说作为不可或缺的养料。这在具体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就显然脱胎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至于罗烨所说“长攻历代史书”，则又点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史书的密切关系。　　①《醉翁谈录》所说的《太平广记》恐已非李昉等所编的原本，而已经过增删，供“说话人”之用。理由是：一、《醉翁谈录》壬集卷一所载《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叙宋代包拯时事，而云“事见《太平广记》”。《清平山堂话本》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宋英宗时事，亦云：“虽为翰苑名谈，编入《太平广记》。”此二篇不但为今所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所不载，时代亦不合。故当另有一《太平广记》。但既袭用旧名，则大部分作品当来自原书。　　就现在所知的宋、元话本来说，哪些属于宋，哪些属于元，已经很难剖明。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因当时作为判断依据的，一是旧籍的记载，一是实物，而其中都有很多问题。　　旧籍中记载宋、元话本名目最多的，为罗烨《醉翁谈录》；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也有“宋人词话”的著录。《醉翁谈录》在国内原已亡佚，后发现于日本，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国内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书刚在日本发现时，曾被误认为南宋本；书中所记及的大批话本名目，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宋话本了。但后来日本学术界已发现原先的判断并不确切，是以连收藏此书的天理图书馆所编《中国古版通俗小说集》（《善本写真集》二十七）介绍此书时也说：“此书一般认为是南宋版，但书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笔调，再勘以版式，或系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发行，第1页）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则非刊于“宋末”可知。至早为元初刊本。说成“或系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迁就旧说（所谓“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而元锺嗣成《录鬼簿》卷上记陆显之说：“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则《醉翁谈录》之作，实当在陆显之撰《好儿赵正》之后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醉翁谈录》所记的这些话本名目出于元代及其以前，但已无从分辨何者为宋、何者为元了。至于《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著录的“宋人词话”，也未必可靠。两书均著录的“宋人词话”共十二种。仅为《述古堂藏书目》著录的凡五种；这十七种在今天已多数亡佚。其中有五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即《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记》，实都不早于元代②。　　①关于这五篇话本的时代考证，参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本节下文凡涉及话本的时代问题而与通行说法有所不同的，除已注明者外，皆见此文。　　②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误认《醉翁谈录》“乃南宋人书”，进而以为“赵正故事，元与南宋皆有话本”，“陆显之亦但就旧本改编，非创为之也”。但《醉翁谈录》为“南宋人书”的前提既已不存在，则《好儿赵正》自应为陆显之的创作。　　再说实物。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说》。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缪荃孙刊《烟画东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缪荃孙在《跋》中说，其底本为影元人写本。　　书中的《冯玉梅团圆》篇说到“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认为这四篇都是宋人话本，连带认为其他三篇也出于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马幼垣、马泰来氏发表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载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根据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编集的，其《冯玉梅团圆》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作品中并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帘卷水西楼”一词①，该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缪荃孙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人写本实是无稽之谈。何况在缪氏之前，从不见有此书的著录（缪氏说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钱遵王图章，但钱氏所著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也未著录此书）；在缪氏刊印之后，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闻，全无纪录”。至于书中所出现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样，均为《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所无，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编集者为了显示这些作品确为宋人话本而增改的。　　①此点最早是已故孙楷第先生发现的，马幼垣、马泰来氏在其论文中已经说明：孙说见于其所撰论文《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根据《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制造的伪书，而作伪者很可能是缪荃孙。在他们发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学者对《京本通俗小说》的底本情况发生怀疑，如郑振铎及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确、有力。在它发表之后，不少有影响的学者给予高度肯定，如美国的韩南（patrickHanan）、法国的莱维（AndréLévy）等；我国学者苏兴当时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的结论（见苏兴《〈京本通俗小说〉辨疑》，载《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说》并不能作为判断宋话本依据的实物。　　此外还有《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曾被不少学者认为宋话本。但除《梁公九谏》时代不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为宋话本）外，其余两种都为元话本。再如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分别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错斩崔宁》”。因而通常也被认为是宋话本。但《崔待诏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语和生活特征①，估计已经过冯梦龙的较大加工，并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话本抑元话本已难以判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为元话本，是否经过冯梦龙加工也无从断定。　　①《崔待诏生死冤家》说到“湖南潭州府”，为明代地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说吴洪到行在临安应考，没有考取，就在临安住了下来，拟于“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于明、清时代。详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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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是一种盛行于唐宋时期（公元7～13世纪）的民间技艺，“说话”艺术发展到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由于所叙说内容和表演风格的丰富完善，呈现出流派纷纭的局面，这时的说话艺人不仅人数多，而且分工细致，出现了所谓的“说话四家”。　　“说话四家”指的是“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种曲艺表演形式。小说家是“说话四家”中艺术技巧最成熟、最兴盛的一家，小说家的话本通常称为“小说”，都是讲说短篇故事，一次或数次讲完。题材除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外，大多取材于当代社会生活，与现实联系比较密切。讲史家的话本通常称为“平话”，讲史以讲说前代史书文传，朝代更迭，历史战争为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一般篇幅较长。为了讲述方便，讲史大多根据故事内容的需要进行分卷立目，以示情节发展的段落，后来逐渐演变成章回小说的回目。“说经”主要讲说佛教经典和人物故事，也包括民间关于参禅悟道的题材。合生家是“说话四家”中势力最小的一家，从现在很少的记载中推测，“合生”大概以讲说当世故事为主，篇幅较短，一般一篇只讲说一个故事。　　“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统称为“话本”。话本的创作过程大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有流传的故事，其后整理成话本，说话人依据自己知识和技巧，仔细揣摩听众的心理，将原来口头流传的故事，重新加工，创作成为动人的说话节目，以后又加以整理而成。另一种情况是为适应说话艺人的说讲需要，由当时的“书会”（说话人的组织）专门为说话艺人编写的话本，利用当代新闻、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题材写成的故事梗慨，表演时由说话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想象发挥。话本的创作都是为了说话人表演或传授之用，实用目的很强。后来随着说话伎艺的发展和市民群众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以及印刷技术的进步，话本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润色，逐渐演化成书面的通俗文学。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意思是：读书来修身,应该以学习为最首要的任务，而如果要教授学问，则应该以书本上的知识为根本。通俗的说，即为：修养品行从学习开始，学习以读书为根本。出自出自北宋诗人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简介：欧阳文忠公集，因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故名。共153卷，附录5卷。其中《居士集》、《易童子集》、《外制集》、《内制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等一百十四卷，《归田录》、《诗话》、《长短句》等十九卷，《集中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前附年谱，后附行状、墓志、传文等五卷。书中《居士集》为作者晚年自己编定，其余都是南宋周必大编定的。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南宋周必大（1126--1204）等编纂的。现在中国及台湾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都是残本。唯有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153卷大抵与南宋时代保留的原形同。扩展资料作者简介：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诗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欧阳文忠公集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意思是：读书来修身,应该以学习为最首要的任务，而如果要教授学问，则应该以书本上的知识为根本。通俗的说，即为：修养品行从学习开始，学习以读书为根本。出自出自北宋诗人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简介：欧阳文忠公集，因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故名。共153卷，附录5卷。其中《居士集》、《易童子集》、《外制集》、《内制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等一百十四卷，《归田录》、《诗话》、《长短句》等十九卷，《集中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前附年谱，后附行状、墓志、传文等五卷。书中《居士集》为作者晚年自己编定，其余都是南宋周必大编定的。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南宋周必大（1126--1204）等编纂的。现在中国及台湾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都是残本。唯有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153卷大抵与南宋时代保留的原形同。扩展资料作者简介：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诗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欧阳文忠公集

1、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的主要内容为“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2、范仲淹有志于天下【原文】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译文】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保养罢了。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3、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英语系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向上、锐意拼搏、爱岗敬业的教学系。该系共有24名教师，全部从事英语专业教学。其师资队伍学历、职称、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讲师11人，其中12人获硕士学位，7人既从事英语专业的教学，又是外国语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生的导师。此外，该系常年聘请外籍教师3人。全体教师兢兢业业，奋发向上，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以科研促教学。从2004年至2008年，英语系的教师共发表论文120篇，其中核心刊物有44篇，出版专著3部，在研省级科研课题 7项。英语系自2001年正式开始招收本科生，开设商务英语和英语教育两个方向。专业建设立足于重点服务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加强对学生语言技能、人文素质的培养。通过优化课程结构、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现代教育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程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果良好。学生在的全国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良好的教学环境，奋发努力的学习风气，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为教育、教学提供了可靠保证。相信在师生共同努力下，英语系一定会越办越好！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成立于2003年，是一支年轻的、富有朝气的队伍。全新的教学理念；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幽默生动的教学方法；老、中、青三代的教师梯队是日语系最大的特点。本着教书育人、学以致用的教育宗旨，本专业志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较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较强的日语语言运用能力，宽领域的人文、社科、电脑、经贸、跨文化交际等知识的应用型人才，学生毕业后能从事翻译（口译、笔译）、国际交流、经贸、管理等工作。日语系师资力量强大，共有教师10名，其中，副教授2名，讲师7名，助教1名，外教1名。其中硕士研究生3名，在读硕士研究生2名，大学本科毕业生5名，分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天理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全世界全国知名大学。10位教师共同承担日语专业 ，英语系二外日语以及全校大外日语的教学任务。全体教师刻苦钻研教学方法，强调教学质量，注重课堂课外的知识连贯性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性。2004年在外国语学院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本系教师获一等奖。在2006年的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本系两名教师分别获二等奖和三等奖，其中一位教师在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获一等奖。另外，本系教师还获得优秀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等多项荣誉。全系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还注重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全系教师共发表论文33篇，其中，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1篇，核心期刊论文4篇，人大复印资料1篇，人大论文检索1篇。现有科研项目6项，其中四川省科研项目2项，西华大学青年基金3项，西华大学教改项目1项，共计科研经费21000元整。两人获得06年度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研讨会优秀论文三等奖。勤学好问的学习风气、严谨而又不失趣味的教学特点、完善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年轻的日语系，正以她矫健、自信、从容的脚步迈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西工大理科的重点班包括：1.数学类重点班：数学类重点班是西工大理科中的一大亮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数学科学学院的数学类重点班。数学类重点班主要培养数学方面的人才，包括数学基础课程、高等数学、数学分析、抽象代数、微积分等。这些课程都是非常重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打好数学基础，为将来从事各种数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2.物理类重点班：西工大的物理类重点班主要包括物理系的物理类重点班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物理类重点班。物理类重点班的课程设置包括物理基础课程、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光学等。这些课程都是物理学方面的重要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打好物理基础，为将来从事各种物理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好准备。3.化学类重点班：西工大的化学类重点班主要包括化学与环境学院的化学类重点班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化学类重点班。化学类重点班的课程设置包括化学基础课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这些课程都是化学方面的重要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打好化学基础，为将来从事各种化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好准备。总之，西工大理科的重点班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擅长选择适合自己的重点班，打好专业基础，为将来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好准备。

幼时称号澄宫。因为和几个哥哥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在不同的宫中长大。1936年陆军士官学校48期毕业，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豺狼参谋辻政信。1935年被授予三笠宫称号，此后在习志野骑兵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1941年（昭和16年）10月22日、与高木正得子爵的二女百合子结婚。婚后有宁子内亲王（近卫忠辉夫人）、宽仁亲王、宜仁亲王、容子内亲王（里千家家元倰忘斋千宗室夫人）、宪仁亲王等三男二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骑兵战术通讯司令部持联系。1943 年在侵华日军南京总部任大尉参谋，并兼任贵族院议员和日本皇室会议成员。1943年5月他上报了日军江南歼灭战（鄂西会战）的战果，认为达到了歼灭敌军和使船只下行两个目的，作战指导包括伪装欺骗、包围、突破等及其巧妙的作战，足以和坦能堡战役和马祖里湖战役像媲美，认为以后只需一个师团就可轻取常德 。1944 年在军事教育局任职，为大本营参谋，“和平派”的非正式成员，与军内反对东条英机势力有联系，曾密谋发动政变，暗杀东条英机，自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但政变没有成功（津野田事件），1944年9月为陆军装甲少佐部副，因为这个事件，天皇对他很忌惮，1945年4月的见面的时候还问他有什么打算。他从战后改学人文科学，1947年4月东京大学历史研究生毕业，1955年后历任东京女子大学、早稻田大学、青山大学,天理大学,拓殖大学教师，日本东方学会会长，法国“碑文·文艺协会”会员，1994年(平成6年)6月伦敦大学东洋·非洲研究学院的名誉会员。日本红十字会副总裁 。

2013年定海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06.80万人次，增长11.2%，其中，国内游客599.20万人次，增长11.4%，国际游客7.60万人次，增长4.0%。旅游总收入61.50亿元，增长14.1%，其中，国内旅游收入58.77亿元，增长14.9%；国际旅游收入4331万美元，增长5.4%。年末全区有星级宾馆（饭店）9家，旅行社47家，AA级旅游景区1个，A级旅游景区4个，农（渔）家乐项目82家。 群岛之首的定海文化历史悠久，现是舟山市政府所在地，是舟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唯一的海岛历史文化名城。辖区内名胜古迹，历史文物众多，旅游资源丰富，现存有“海岛河姆渡”文化之称白泉十字路和马岙土墩等古文化遗址；有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三忠祠、姚公殉难处、李义士碑、震远炮台和土城遗址；有明末抗清古迹同归城，舟山宫井、都神殿、八甲街等古建筑群，另有舟山军史陈列馆、城北舟山烈士陵园、舟山博物馆、祖印寺。有著名人士乔石、丁光训、董建华、三毛、安子介祖居等。 三毛祖居三毛祖居在小沙镇陈家村，离定海城24公里。三毛本名陈平，她是旅居台湾的作家，她一生著书数十部，被称为“多产作家”。她的作品在台湾、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各国流传很广。三毛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三毛祖居”以影像、图片、文字和物品展示。马岙古文化遗址马岙在本岛西北部，离定海城11公里。马岙古有99个土墩，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发掘29处，总面积为14万平方米，其中属新石器时期的12处，属商周时期的8处，尚未探明的9处。出土文物500余件，其中属新石器时期的300余件。文物中的石器有斧、刀、镞、镞、凿、犁、镰、斫砸器等。石器中有少数是通体磨光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少量为泥质灰陶和夹炭黑陶。种类有釜、鼎、罐、盘、豆、壶、纺轮等。其中夹砂红陶、小口球腹环底釜、鼎居多。纹饰以素面为主，也有绳纹、弦纹和划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省考古学会的专家鉴定，基本具有良渚、河姆渡文物特征。说明定海已有六千年左右的人类史。 马岙古文化引起了考古、旅游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前来采访、考察。1992年以来，日本京都大学、天理大学和日本野外文化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朝日新闻记者也来采访、考察，他们对马岙古文化很感兴趣，说这是“中国文化传播中继地”。为了让海内外学者、专家、游客了解马岙古文化，马岙镇已新建了面积平方米的博物馆，向人们展示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黄杨尖山黄杨尖山海拔503.6米，位于定海城东北部。它是舟山本岛最高的一座山，登上山顶可以看到定海、普陀、岱山的大部分岛屿。根据地方志记载，传说三国时期的葛玄曾在此山修道多年，而且在黄杨尖的如意石得道升天的。因此，黄杨尖成了海上神山，成了道教文化的一大景区。

宋、元说话及其话本的时代 考辨在宋代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由唐代的“说话”发展而来，并吸收了变文等的若干特点；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现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说大致就是当时“说话”艺人——也即“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称“话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与其原貌不尽相同了。 “说话”在宋代有四家。据宋代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 据此，“说话”四家为：一、小说；二、说经，包括说参请； 三、讲史；四、合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大致采用这种说法，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并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看。但因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有“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认为“合生”不属于“说话”四家之一，并对上引《都城纪胜》的那一段话用别的方式来标点，于是对“说话”四家也就有了别的分法。但似还不如鲁迅、孙楷第的分法来得稳妥。 ①只是在“说话”四家中，合生的势力最小，综合《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诸书的记载，合生艺人有姓名可考的只吴八儿、双秀才两人，而小说、讲史皆有数十人，说经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见一斑。大概从南宋后期起，合生已颇衰微，故《梦梁录》卷二十有一条记“说话”的情况，标目为《小说讲经史》而不说及合生。至于合生的特点，由于前人的记载语焉不详，现在已难以弄清楚了。 ①洪迈此条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散乐伎人“高吟”一首七律，咏两位太守对席；另一个是一位唱诸宫调的女子“歌”其“述怀小曲”，咏雪里梅花，用以自喻。又，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说：“有谈歌妇人杨苎萝，善合生杂嘲。”文中并记载了这位“歌者”“嘲蜘蛛”（实为嘲胖和尚云辨）的五言小诗，从中可见洪迈的所谓“京都遗风”。其“嘲蜘蛛”，亦即“指物题咏”的一种。按，《新唐书·武平一传》：“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士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是“合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施于声律”，也可结合舞蹈，故有“咏歌蹈舞”之语；其内容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则显与“题咏”相通。洪迈所记，均为乐人的“吟”、“歌”，张齐贤所记，也为“歌者”之诗，当是唐代“施于声律”的“合生”的继续。而罗烨《醉翁谈录》卷一甲集《舌耕叙引》的《小说引子》说：“小说者流……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此处的小说，是广义的概念，与今天通常所说的“小说”近似，故谓其可“或名演史”。 由这一记载，可知其所谓“合生”实属于广义的小说，也是述说故事的。 与洪迈所说“指物题咏”、再加“吟”、“歌”的“合生”同名异实。换言之、“合生”在当时实有两种，一种属于“说话”，一种则吟诗歌词。另据洪迈所记，在其生活的南宋时代，后一种“合生”是由女性（“路歧伶女”）从事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合生”艺人为“双秀才”，显非女性，也可见《繁胜录》所记“合生”非洪迈所谓“合生”，而当是《醉翁谈录》所说的那种“合生”。 “说话”的形式，大抵以诗词起，以诗词终，在叙述过程中也常杂以诗词、骈文之类，故又有“诗话”、“词话”之称。 至于“小说”、“讲史”、“说经”的区别，鲁迅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 （《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说经”虽“演说佛书”，后也发展为专讲佛教史上的有关故事，向“小说”、“讲史”靠拢，唯题材有所区别，其代表作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无论是唐代的“说话”或变文，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从这点说，作为其后继者的宋、元“说话”也应为同样的性质。且宋代“说话”主要在“瓦舍”演述，其听众以市井民众为主，元代“说话”的主要听众同样如此，故可视为市井文学。而另一方面，宋、元“说话”又受六朝以来文言小说的影响很深。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固然收有许多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之文①，《夷坚志》、《绿窗新话》也分别为宋代志怪、传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实以六朝以来的文言小说作为不可或缺的养料。这在具体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就显然脱胎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至于罗烨所说“长攻历代史书”，则又点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史书的密切关系。 ①《醉翁谈录》所说的《太平广记》恐已非李昉等所编的原本，而已经过增删，供“说话人”之用。理由是：一、《醉翁谈录》壬集卷一所载《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叙宋代包拯时事，而云“事见《太平广记》”。《清平山堂话本》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宋英宗时事，亦云：“虽为翰苑名谈，编入《太平广记》。”此二篇不但为今所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所不载，时代亦不合。故当另有一《太平广记》。但既袭用旧名，则大部分作品当来自原书。 就现在所知的宋、元话本来说，哪些属于宋，哪些属于元，已经很难剖明。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因当时作为判断依据的，一是旧籍的记载，一是实物，而其中都有很多问题。 旧籍中记载宋、元话本名目最多的，为罗烨《醉翁谈录》；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也有“宋人词话”的著录。《醉翁谈录》在国内原已亡佚，后发现于日本，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国内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书刚在日本发现时，曾被误认为南宋本；书中所记及的大批话本名目，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宋话本了。但后来日本学术界已发现原先的判断并不确切，是以连收藏此书的天理图书馆所编《中国古版通俗小说集》（《善本写真集》二十七）介绍此书时也说：“此书一般认为是南宋版，但书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笔调，再勘以版式，或系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发行，第1页）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则非刊于“宋末”可知。至早为元初刊本。说成“或系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迁就旧说（所谓“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而元锺嗣成《录鬼簿》卷上记陆显之说：“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则《醉翁谈录》之作，实当在陆显之撰《好儿赵正》之后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醉翁谈录》所记的这些话本名目出于元代及其以前，但已无从分辨何者为宋、何者为元了。至于《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著录的“宋人词话”，也未必可靠。两书均著录的“宋人词话”共十二种。仅为《述古堂藏书目》著录的凡五种；这十七种在今天已多数亡佚。其中有五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即《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记》，实都不早于元代②。 ①关于这五篇话本的时代考证，参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本节下文凡涉及话本的时代问题而与通行说法有所不同的，除已注明者外，皆见此文。 ②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误认《醉翁谈录》“乃南宋人书”，进而以为“赵正故事，元与南宋皆有话本”，“陆显之亦但就旧本改编，非创为之也”。但《醉翁谈录》为“南宋人书”的前提既已不存在，则《好儿赵正》自应为陆显之的创作。 再说实物。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说》。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缪荃孙刊《烟画东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缪荃孙在《跋》中说，其底本为影元人写本。 书中的《冯玉梅团圆》篇说到“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认为这四篇都是宋人话本，连带认为其他三篇也出于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马幼垣、马泰来氏发表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载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根据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编集的，其《冯玉梅团圆》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作品中并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帘卷水西楼”一词①，该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缪荃孙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人写本实是无稽之谈。何况在缪氏之前，从不见有此书的著录（缪氏说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钱遵王图章，但钱氏所著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也未著录此书）；在缪氏刊印之后，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闻，全无纪录”。至于书中所出现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样，均为《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所无，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编集者为了显示这些作品确为宋人话本而增改的。 ①此点最早是已故孙楷第先生发现的，马幼垣、马泰来氏在其论文中已经说明：孙说见于其所撰论文《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根据《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制造的伪书，而作伪者很可能是缪荃孙。在他们发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学者对《京本通俗小说》的底本情况发生怀疑，如郑振铎及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确、有力。在它发表之后，不少有影响的学者给予高度肯定，如美国的韩南（patrickHanan）、法国的莱维（AndréLévy）等；我国学者苏兴当时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的结论（见苏兴《〈京本通俗小说〉辨疑》，载《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说》并不能作为判断宋话本依据的实物。 此外还有《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曾被不少学者认为宋话本。但除《梁公九谏》时代不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为宋话本）外，其余两种都为元话本。再如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分别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错斩崔宁》”。因而通常也被认为是宋话本。但《崔待诏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语和生活特征①，估计已经过冯梦龙的较大加工，并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话本抑元话本已难以判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为元话本，是否经过冯梦龙加工也无从断定。 ①《崔待诏生死冤家》说到“湖南潭州府”，为明代地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说吴洪到行在临安应考，没有考取，就在临安住了下来，拟于“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于明、清时代。详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 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 宋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进入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谢太后率百官向元军投降。杨淑妃则带着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及部分大臣南下闽、粤继续抗战，最后在江门新会崖山建立行朝，史称“二王南迁”。南迁途中，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号端宗。1278年3月端宗在湛江市硇州岛病逝。陆秀夫、张世杰等又立赵昺为帝，改景炎三年为祥兴元年。宋少帝赵昺驻崖山期间，建行宫、军屋，训练士卒，制造舰船、兵器，开辟集市方便交易。各地闻讯纷纷组织义军，运送军粮、物资，集结官民将士20多万人。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军都元帅张弘范会同副帅李恒，兵分水陆进攻崖山。张世杰作决战计，集结千多艘舰船，四周加固战栅，形成海上坚城。元军几次进攻，包括放火强攻都被打退。元帅威迫文天祥写信招降，遭到文天祥坚决拒绝，在狱中，文天祥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绝唱；又利用张世杰的外甥去劝降，被张世杰骂走。正月二十二元军占领崖山外围，截断了宋军的粮、水补给线。宋军吃干粮饮咸水，呕吐疲乏，战斗力下降。二月初六，天色晦暗，风雨交加，元军趁早、午海潮涨退的机会，李恒从北向南，张弘范从海上向北大举围攻。宋军虽整天苦战，终被攻破阵势，舰队崩溃。张世杰见大势已去，混战中又找不到少帝和丞相，便领少数战船，乘雾突围出海。少帝赵昰、丞相陆秀夫在崖山奇石上投海殉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 几天后，张世杰回来寻找帝室，才知少帝已死，只好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不幸遇飓风溺死海中。

写本真福寺本=鎌仓时代写u30fb巻一～巻二のみ（宝生院真福寺蔵）伊势十巻本=室町时代初期写u30fb巻三～八のみ（神宫文库蔵）京本=江戸时代前期写u30fb巻四～六のみ（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蔵）高松宫本=江戸时代前期写u30fb完本（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馆蔵）松井本=江戸时代前期写u30fb完本（静嘉堂文库蔵）京一本=江戸时代後期写u30fb巻七～十のみ（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蔵）狩谷えき斎自笔订本=江戸时代後期写および校订u30fb完本（国立公文书馆（旧内阁文库）蔵）前田本=明治时代写u30fb完本（前田尊経阁蔵）※「下総本」系写本天文本=江戸时代後期写u30fb完本（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蔵）[编集] 版本享和版本=享和元年（1801年）刊u30fb稲叶通邦校订（底本=真福寺本）杨守敬刊本=明治29年（1906年）刊u30fb杨守敬校订（底本=下総本系写本）[编集] 校注本『笺注倭名类聚抄』=文政10（1827年）成立、明治16年（1883年）刊u30fb狩谷えき斎校订（底本=京本を诸本で校订）[编集] 二十巻本现在、二十巻本の本文として最も流布しているのは、那波道円校注の「元和古活字本」である。ただし「元和古活字本」は稀觏书で、昭和7年（1932年）に影印复刻されるまではほとんど世に出回らず、代わりに「庆安版本」「寛文版本」が広く用いられ、明治时代初期まで何度も刷を重ねた。また写本のうち「高山寺本」は、「国郡部」の後に古代律令制下の駅（うまや）を记しており、他の二十巻本には见られない独自の本文を持つほか、本文の异同も多く、特に「国郡部」を见る际に「元和古活字本」とともに参照される。[编集] 写本高山寺本=平安时代末期写u30fb巻六～十のみ（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図书馆蔵）伊势二十巻本=室町时代初期写u30fb巻一～二および巻九～二十のみ（神宫文库蔵）大东急本=室町时代中期写u30fb完本（大东急记念文库蔵）[编集] 版本元和古活字本=元和3年（1617年）刊u30fb那波道円校订庆安版本=庆安元年（1648年）刊寛文版本=寛文11年（1671年）刊

1.关于“鹤佬”这个名词的说明，请参考百科“鹤佬人(河洛人)”这个条目。2.采用“台湾闽南语”(指相对于福建的“闽南语”)这个名称的文献，包括曹逄甫、蔡美慧(1995)；董忠司(2001)；侯俊荣(1901)；以及臧汀生(1989)等。相关文献上对于“鹤佬话”的其他称呼还包括“台闽语”(曹逢甫 2000)、“福台语”(余伯泉等 2003)。3.本节鹤佬话简史，主要系整理自侯俊荣(nd)；吴守礼(1986)。4.以葡萄牙语为例，该语言在语言分类的系谱如下：印欧语系 意大利语族 罗曼语族Italo-Western Western Gallo-Iberian 伊比利亚-罗曼语支West-Iberian 葡萄牙－加利西亚语 葡萄牙语葡萄牙语在分类位阶上比鹤佬话还要后面，但却没有人会将该语言说成是方言。但这并不能说明鹤佬话不是汉语方言，只能说明方言并非由分类位阶的多少所决定的，还有语言的影响力、地域差异等其他的因素。5.据厦门大学周长楫教授指出三千七百五十八个汉字中文白异读的字有40%左右。6.这一节主要是根据梁淑慧(2004)硕士论文的第二章第二节改写的。和鹤佬话相关的研究书目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只收入专书，书籍章节论文及期刊论文不收入字典和辞典：陈修编著，2000，台湾话大词典：闽南话漳泉二腔系部分，二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村上嘉英编，1981，现代闽南语辞典。日本天理市：天理大学出版部。董忠司总编纂，2001，台湾闽南语辞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Douglas, Carstairs. 1990.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Chin-Chew Dialects. supplement by Thomas Barclay.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杜嘉德编，1993，厦英大辞典，巴克礼补编。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Embree, Bernard L. M.编，1984，台英辞典，中华语文研习所编印。台北：中华语文研习所。甘为霖(Campbell, William)编辑，1965，厦门音新字典，9版。台南：台湾教会公报社。黄有实编，1993，台湾十五音辞典。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连横，1963，台湾语典 四卷，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Maryknoll Language Service Center. 1979. English-Amoy Dictionary. Taichung:Maryknoll Fathers.邱文钖、陈宪国合编，1996，实用华语台语对照典。台北县：樟树出版社。王育德编，1993，台湾语常用语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吴守礼，1987，综合闽南台湾语基本字典初稿。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吴守礼编，2000，国台对照活用辞典：词性分析、详注厦漳泉音。台北：远流。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研究室编，1993，普通话闽南语词典。台北：台笠出版社。小川尚义主编，1993，日台大辞典。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许极炖，1992，常用汉字台语词典。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杨秀芳，1998，闽南语字汇(一)。台北：台湾地区教育部。杨秀芳，1999，闽南语字汇(二)。台北：台湾地区教育部。普通语言学丁邦新，1970，台湾语言源流。台北：台湾省政府新闻处。董同和，1992，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忠司编，1996，台湾闽南语概论讲授资料汇编。台北：台湾语文学会。官宥秀，2001，台湾闽南语移民歌谣研究。国立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洪惟仁，1987，台湾河佬语声调研究，增订三版。台北：自立晚报。洪惟仁，1994，台湾方言之旅。台北：前卫。王育德，2002a，台湾语常用语汇，陈恒嘉译。台北：前卫。王育德，2002b，台湾话研究卷，李淑凤、黄舜宜译；黄国彦监译。台北：前卫。吴守礼，1995，闽台方言研究集(1)。台北：南天。吴守礼，1997，福客方言综志。台北：南天。吴守礼，1998，闽台方言研究集(2)。台北：南天。许极炖，1998，台湾语概论。台北：前卫。许极炖，2000，台湾话通论。台北：前卫。杨秀芳，1991，台湾闽南语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张光宇，1996，闽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书局。郑良伟，1989，走向标准化的台湾话文。台北：自立晚报。郑良伟，1990，演变中的台湾社会语文。 台北：自立晚报。郑良伟、黄宣范编，1988，现代台湾话研究论文集。台北：文鹤。社会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黄宣范，1995，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台湾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台北：文鹤出版有限公司。周长楫，1996，闽南话的形成发展及台湾的传播。台北：台笠出版社。参考出处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曹逢甫，2000，台式日语与台湾国语：百年来在台湾发生的两个语言接触实例。汉学研究：273-97。曹逄甫、蔡美慧编，1995，台湾闽南语论文集。台北县：文鹤出版有限公司。Chao, Yuen Ren. 1976.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Defrancis, John. 1986.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董忠司，1996，早期台湾语的非汉语成分初探：兼论寻找本字应该注意的事项，见董忠司，台湾闽南语概论讲授资料汇编，页1-26。台北：台湾语文学会。董忠司编辑召集，2001，福尔摩沙的烙印：台湾闽南语概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酒井亨，2002，探讨Ho-Lo台语中间e非汉语语词：罗马字写书写法e正当性[online]。np：台语文e网站。[引用于2004年11月21日]。洪惟仁，1987，台湾河佬语声调研究，增订三版。台北：自立晚报。侯俊荣，1901，谈当代小说的台语用字：以王祯和《玫瑰玫瑰我爱你》为例[online]。台南市：国立台南大学语言教育学系。[引用于2005年1月13日]。Li, Chin-an. 2000. Lexical Change and Variation in Taiwanese Literary Texts,1916-1998: A Computer-assisted Corpus Analysis. Ph.D. diss., University ofHawaii.梁淑慧，2004，台语新约圣经三种版本的台湾社会实况化研究。国立新竹师范学院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林修澈，1994，台湾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地区，见施正锋，台湾民族主义，页23-98。台北：前卫。王育德，1960，中国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语年代学的试探。言语研究 38：33-105。王育德，2002，台湾语常用语汇，陈恒嘉译。台北：前卫。吴守礼，1986，闽南方言过台湾：“综合闽南方言基本字典”代序 [online]。np：老医之家：Dr. 吴昭新的HomePage。[引用于2005年1月13日]。吴守礼，2003，一百年来的闽南系台湾话研究回顾 [online]。np：台语天地首页。4月2日 [引用于 2005年1月5日]。吴守礼，2003，台语正字 - 28 [online]。np: 老医之家：Dr. 吴昭新的HomePage。[引用于2005年2月14日]。余伯泉、朱阿莉、赵家志、高培伦，2003，论台湾语直接教学法：三阶段一转换[online]。np：鲲岛园地。[引用于2005年1月12日]。臧汀生，1989，台湾闽南语民间歌谣新探。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张振兴，1997，台湾闽南方言纪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赵加，1991，试探闽方言中的状侗语底层。贵州民族研究1：45-56。郑良伟，1987，从国语看台语的发音。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周长楫，1996，闽南话的形成发展及台湾的传播。台北：台笠出版社。

欧阳修作品集名。因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故名。共153卷，附录5卷。其中《居士集》、《易童子集》、《外制集》、《内制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等一百十四卷，《归田录》、《诗话》、《长短句》等十九卷，《集中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前附年谱，后附行状、墓志、传文等五卷。书中《居士集》为作者晚年自己编定，其余都是南宋周必大编定的。 《归田录》是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欧阳修再次遭飞语中伤，自请外任，出知亳州时作。他在《归田录》序里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笔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以备闲居之览也。”是一部笔记小说。 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南宋周必大（1126--1204）等编纂的。现在中国及台湾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都是残本。唯有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153卷大抵与南宋时代保留的原形同。其版刻的情形如下：　半页10行、每行16字，注文双行、左右双边。版心下方有刻工之名。 由于153卷中由后人补写的仅14卷，大抵维持南宋刊本的原貌，故天理本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根据阿部隆一氏的天理本的调查报告（《天理图书馆所藏宋金元版本考》、ビブリア75），其刻工大多为宁宗朝（1194-1224），而跨越孝宗后期至理宗初年三朝的人，又缺笔避讳而及于孝宗的“敦”字，可知天理本是宁宗朝（1195--1224）前期刊刻的。阿部降一氏又指出周必大等人编纂的《欧阳文忠公集》，于南宋时代即有覆刻本。今日所见的南宋本，大抵有以下三种。（1）天理本及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存5卷）（2）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本（存64卷）、台湾中央图书馆本（存1卷）（3）北京图书馆本（存25卷） 彼此有覆刻的关系，刊行年代又极近，故阿部氏说何者为庆元二年刊行的周必大的原刻本，就甚难断定。就字体而言，（1）与（3）极为类似；（2）与（1）（3）则有些差异。由于中国或台湾并无完璧无缺的南宋本，就个人所见，至今尚无直接以南宋本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本文即探究南宋本（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二、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问题 南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17注云： “其子纶又以所得欧阳氏传家本、乃公之子 叔弼所编次者，属益公旧客曾三异校正、益完善无遗恨矣。”陈振孙所见的《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周必大之子周纶取得欧阳修之子欧阳 （字叔弼）编集的欧阳氏传家本而请曾三异校正完成的覆刻本。 阿部隆一氏以为天理本大抵是南宋宁宗朝前期时刊刻的，至于属于何种系统则不甚明确。解明此问题的关键是周必大自身的文集《文忠集》（收载于《四库全书》中）。周必大的《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序》《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欧阳文忠公集后序》四篇文章与其编纂的《欧阳文忠公集》有极大的关连。此四文皆收载于《欧阳文忠公集》。四篇中尤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此文末尾更端低一字而如此记述着： “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录二十卷、具列碑之岁月。虽朝代仅差一二、而纪年先后颇有倒置、已具其下。” 周必大《文忠集》中亦经常有文章末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形式。关于此一形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59周必大《文忠集》的提要说： “宋周必大撰。……开禧中其子纶所手订。以其家尝刻六一集，故编次一遵其凡例。”即周必大的《文忠集》乃经过其子周纶修订。周必大文章末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部分是周纶补记的文字。探究《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的文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内容，是《集古录跋尾》刊行后，取得集古录跋的目录，即欧阳修之子欧阳 目录20卷之事。周纶之所以修订《欧阳文忠公集》，乃因为其获得欧阳修之子欧阳?编纂的欧阳氏传家本。兹将二者一并观之，则周纶于其父周必大刊行《欧阳文忠公集》之后，取得欧阳 编纂的欧阳氏传家本，其中附录欧阳 集古录目录20卷，于修订覆刻《欧阳文忠公集》时，以其父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认为有补记目录存在的必要，乃于其父周必大文章的末尾再端低一字附记及之。 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周必大的《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的文章，末尾亦如周纶修订《文忠集》时附载的更端低一字之格式。由此可知天理本并非周必大编纂《欧阳文忠公集》的原刻本而是其后周纶修订的覆刻本。

欧阳文忠公集，因欧阳修死后諡号为“文忠”，故名。共153卷，附录5卷。其中《居士集》、《易童子集》、《外制集》、《内制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等一百十四卷，《归田录》、《诗话》、《长短句》等十九卷，《集中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前附年谱，后附行状、墓志、传文等五卷。书中《居士集》为作者晚年自己编定，其余都是南宋周必大编定的。 基本介绍 书名 ：《欧阳文忠公文集》 作者 ：欧阳修 篇幅 ：共153卷 附录 ：附录5卷 内容 ：《居士集》、《易童子集》等 版本 ：北京图书馆本等 作者介绍,内容介绍,欧阳文忠公集, 作者介绍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諡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 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诗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内容介绍 《归田录》是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欧阳修再次遭飞语中伤，自请外任，出知亳州时作。他在《归田录》序里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笔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以备闲居之览也。”是一部笔记小说。 欧阳文忠公集 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南宋周必大（1126--1204）等编纂的。现在中国及台湾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都是残本。唯有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153卷大抵与南宋时代保留的原形同。其版刻的情形如下：　半页10行、每行16字，注文双行、左右双边。 版心下方有刻工之名。 由于153卷中由后人补写的仅14卷，大抵维持南宋刊本的原貌，故天理本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 根据阿部隆一氏的天理本的调查报告（《天理图书馆所藏宋金元版本考》、ビブリア75），其刻工大多为宁宗朝（1194-1224），而跨越孝宗后期至理宗初年三朝的人，又缺笔避讳而及于孝宗的“敦”字，可知天理本是宁宗朝（1195--1224）前期刊刻的。阿部降一氏又指出周必大等人编纂的《欧阳文忠公集》，于南宋时代即有覆刻本。今日所见的南宋本，大抵有以下三种。 （1）天理本及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存5卷） （2）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本（存64卷）、台湾中央图书馆本（存1卷） （3）北京图书馆本（存25卷） 彼此有覆刻的关系，刊行年代又极近，故阿部氏说何者为庆元二年刊行的周必大的原刻本，就甚难断定。就字型而言，（1）与（3）极为类似；（2）与（1）（3）则有些差异。由于中国或台湾并无完璧无缺的南宋本，就个人所见，至今尚无直接以南宋本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本文即探究南宋本（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 二、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问题 南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17注云： “其子纶又以所得欧阳氏传家本、乃公之子 叔弼所编次者，属益公旧客曾三异校正、益完善无遗恨矣。” 陈振孙所见的《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是周必大之子周纶取得欧阳修之子欧阳 （字叔弼）编集的欧阳氏传家本而请曾三异校正完成的覆刻本。 阿部隆一氏以为天理本大抵是南宋宁宗朝前期时刊刻的，至于属于何种系统则不甚明确。解明此问题的关键是周必大自身的文集《文忠集》（收载于《四库全书》中）。周必大的《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序》《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欧阳文忠公集后序》四篇文章与其编纂的《欧阳文忠公集》有极大的关连。此四文皆收载于《欧阳文忠公集》。四篇中尤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此文末尾更端低一字而如此记述著： “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录二十卷、具列碑之岁月。虽朝代仅差一二、而纪年先后颇有倒置、已具其下。” 周必大《文忠集》中亦经常有文章末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形式。关于此一形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59周必大《文忠集》的提要说： “宋周必大撰。……开禧中其子纶所手订。以其家尝刻六一集，故编次一遵其凡例。” 即周必大的《文忠集》乃经过其子周纶修订。周必大文章末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部分是周纶补记的文字。探究《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的文尾更端低一字记述的内容，是《集古录跋尾》刊行后，取得集古录跋的目录，即欧阳修之子欧阳 目录20卷之事。周纶之所以修订《欧阳文忠公集》，乃因为其获得欧阳修之子欧阳?编纂的欧阳氏传家本。兹将二者一并观之，则周纶于其父周必大刊行《欧阳文忠公集》之后，取得欧阳 编纂的欧阳氏传家本，其中附录欧阳 集古录目录20卷，于修订覆刻《欧阳文忠公集》时，以其父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认为有补记目录存在的必要，乃于其父周必大文章的末尾再端低一字附记及之。 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周必大的《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的文章，末尾亦如周纶修订《文忠集》时附载的更端低一字之格式。由此可知天理本并非周必大编纂《欧阳文忠公集》的原刻本而是其后周纶修订的覆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