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达的生平

陆宗达先生，祖籍浙江慈溪，1905年2月13日生于北京，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6年追随国学大师黄季刚先生，登堂入室，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等传统语言文字学，其时已有极深的学术造诣。建国前历任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内）、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民国大学等校教授。自1947年直至逝世，为北京师范大学专任教授，汉语文字学专业博士导师，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他除讲授文字、声韵、训诂学之外，还开设了《说文》学、《尔雅》学、《文选》学、《十三经》讲读、汉魏诗赋、现代汉语等多门类的课程。尤其精通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传统文字训诂学，是中国训诂学学会的主要创始人，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重要的继承人。1988年2月13日逝世于北京。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封建皇朝已近崩溃，旧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新旧文化处于交替、斗争而又并存的矛盾之中，陆先生幼年时所受的便是一种半新半旧的教育。他6岁附学于伯父的干亲杨家成立的学馆，上午学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部大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下午讲报，用当时宣传革新的《启蒙画报》作教材，主要讲每日时事。可谓子曰诗云、武训办学、辛亥革命兼学并蓄。他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忠于职守又讲究气节的文人，对他的童年有很深的影响。9岁时，杨家辞退了老师，他便也离开了学馆。

1914年，陆先生投考当时的新学校师大附小，考的是二年级，学校特准他上三年级。那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由于成绩优异，五年级时他又提前考入四中。四中最早叫顺天中学，此时已改称国立四中，招住校生，开德文课。主课有国文、数学，第三年还开设了物理、化学、生物，同时开设体育课。在这里，陆先生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影响。入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年仅13岁的他参加了街头宣传，并在护国寺演讲时被捕，不久被释放。从“五四”运动起，新思想的潮流涌进学校，封建意识再也束缚不住学生了。

陆先生在读中学时，最爱好的是数学，很多连教师也解不出的难题，他都能解出来，所以，中学毕业后，他很想报考数学系，可是因为他学的是德文，而当时只有学英语才能考理学院，于是他便在1922年考上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不久升入本科。北大的课分文学、语言和文献三个专业，他选的课以语言专业为主，有钱玄同先生的音韵学、马裕藻先生的古韵学、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等。同时，他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如黄节先生的汉魏六朝诗、刘毓盘先生的词学。词学课分词律、词选和专家词三部分，还要求选课的人每两周交一篇自填的词。陆先生所填的词很受刘先生的赏识。黄节先生也是一位对陆先生很有影响的老师。“九一八”事变前夕，黄先生赠给陆先生一幅集宋人词句的对联：“ 海棠如醉又是黄昏更能消几番风雨，辽鹤归来都无人管最可惜一片江山”这幅对联直到陆先生去世前，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黄先生的课，他的字，以及他的忧国之心，当时对陆先生的影响都很大。

1926年，陆宗达通过吴检斋先生认识了黄侃（季刚）先生，当即为季刚先生的学问和治学方法所倾倒，于是拜季刚先生为师。1927年冬天，在季刚先生的提议下，他随同季刚先生到了沈阳，1928年，又随季刚先生到了南京，和季刚先生的侄子黄焯一同住在教习房。在此期间，他路过上海，两次亲见章太炎先生，得到太炎先生的指导。在南京，他跟季刚先生学习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音韵训诂学，深深体会了治学之甘苦。他在东北，就跟着季刚先生作了整整半年的《集韵》表，夜以继日地伏案填格子，一百来天过了音韵关。到了南京，季刚先生便开始指导他研治《说文》。季刚先生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连点三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对陆先生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陆先生再买一部来点。这样三遍下来，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自然而然懂了。之后，才开始看大徐本白文《说文解字》，学习的方法是，利用全书进行形音义的综合系联，就是把《说文解字》里有关一个字的散见在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都集中在这个字的头儿上。这种系联工作工程相当大，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还需要对《说文》十分熟悉。这项工作作下来，陆先生对《说文解字》的理解发生了质变。经过季刚先生严格的而又方法独特的训练，加上他的刻苦用功，使陆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这段时间，他随季刚先生学习经史子集，在诗词歌赋上也受到很多熏陶。季刚先生是一位性格浪漫的人，但在读书上却是一个难得的苦行者。每天白天，他让陆先生陪着他遍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午晚饭时边吃边论学，晚上燃灯畅谈，夜阑方休，之后陆先生回教习房去休息，第二天一早他到季刚先生那里，发现季刚先生的桌上已经又有了几卷书，全都密密麻麻批点过了。季刚先生督促学生读书也很严格。除《说文》之外，还让陆先生点《文选》、十三经和诸子，限期极短。记得有一次让陆先生点《盐铁论》，只给了他两天的时间。季刚先生必得等学生点完了，才拿出自己点校注过的书来，让学生过录。他一定等学生读过了书，并且有了自己的看法后才谈他的看法；时机不成熟时，你问他，他也不开口。季刚先生的学问、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指导学生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方法，都对陆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1年，王玉堂、钱超尘、杨逢春、余国庆、谢栋元、黄宝生、张凤瑞、傅毓黔、王宁等九个学生作陆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时，就深得这种方法的益处。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使他们一开始就养成了重视第一手材料、勤奋读书和善于继承的良好习惯，打好了通过古人的注疏理解古代文献的比较坚实的基本功。

1928年秋天，陆先生在北大毕业。不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聘请他前去任教，教预科的国文课，1930年，还兼任了国学门研究所的编辑。当编辑期间，他接替戴明扬编写了《一切经音义》的索引，还在罗常培先生的支持下整理了王念孙的《韵谱》与《合韵谱》遗稿。这部遗稿是罗振玉刻《高邮王氏遗书》未采用的，被北大买到。在整理中，他发现，王氏在《合韵谱》中分古韵为22部，将“东”、“冬”分立，而以往学者都是根据《经义述闻》的记载定为21部。1932年，他写了《王石 瞿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跋》。1935年，又写了《王石 瞿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后记》，令人信服地证明王氏晚年对古韵的分部已由21部增订为22部。这一发现，曾引起当时古音韵研究者的重视，并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这部书，罗常培先生本要印出，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便搁下了，至今整理稿还留在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

1931年－1937年，陆宗达先生在北大本科开设训诂学课程，同时跟罗庸先生讲汉魏六朝诗，还先后被聘请为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内）、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民国大学的讲师和教授。1932年，黄季刚先生到北京讲学，陆宗达先生为他组织了兴艺社，业余讲授《易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南下，马玉藻、沈兼士都没有走，陆宗达先生也留在北京。他不愿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便只在进步势力很强的中国大学和德国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任教。吴检斋先生去世后，他把吴在中国大学担任的课都接过来，每周十二节课。当时在中国大学任教的还有郭绍虞、张弓、俞平伯等教授。

中国大学由吴检斋先生主持工作。1946年后，斗争十分尖锐，社会极不安定。陆宗达先生仍坚持治学，除了在各大学授课之外，还写成了《音韵学概论》的讲义。从1947年起，他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任教授。

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他仍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那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已经取消，使他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只能教现代汉语。50年代，他和俞敏一起研究北京口语，写了《现代汉语语法》。陆宗达先生是在学术界呼唤训诂学复生的第一人。50年代末期，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谈一谈训诂学》。60年代初，应吴晗同志的邀请，担任了由他主编的《语文小丛书》的编委，并撰写了《训诂浅淡》。直到1956年，高校才设古代汉语课，他开始在北师大中文系讲授《说文解字通论》。1961年，他开始带第一届古代汉语研究生。这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是一件大事。陆先生的学术专长有了得以发挥的机会，他以昂扬的热情，饱满的精力，全力投入到培养学术传人的工作中。他亲自教授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还开设了《毛诗》选、《左传》选、《论语》《孟子》选、汉魏六朝诗选、唐宋诗词选……他每周给十位研究生上两次课，还给个别学生亲自辅导。在教学过程中，他把季刚先生当初教授《说文》和古韵的方法传播给自己的研究生，使他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为他们后来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现在，这届研究生大都在各地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和工作，很多已是著名的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为继承我国丰富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