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马小云 -
国有制与私有制---中国经济的绝望与希望
【中国近30年的改革充分证明，没有下文所说的"私有制"发展，中国经济早就陷于灭顶之灾，早就崩溃了。因为，我们来看看下文中私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对比，就知道中国经济的希望与绝望在哪里了。私有制企业，由于责任、权力、利益的有机统一，使经济潜力挖掘到了极点。以极少的投资、极少的资源，创造出了极大的产量、极大的税收。相反，国有企业如何，效率负相差10倍上下，难怪中国搞几十年国有制，将国民经济搞到破败边缘。这样的效率，这样的不负责任，如果能够把经济搞好，就没有什么社会发展规律性可言了。可能有许多人说，私有制有什么好？剥削深重，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剧烈对抗。这种"左派书呆子"所说的话哪里知道私有制企业里工人的真正责任与权利？私有制企业里，工人承担着很大责任，同时也具有与这种责任相适应的权利，获得相适应的收益，如果不是这样，工人早就不干了；真正体现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而在国有企业里，你多干并不会给你多得，少干也不会少得，因为具有决定权的国企"假老板"们远在"天边"，根本不知道你如何干活，多干一点少干一点他们根本不知道，何况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企业的存亡发展，更多关心自己的职位前程。私有制企业里不仅其劳资关系是符合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因此是健全的，而且由于其高效率，对市场与社会的贡献是国有制企业不可比拟的。因为它可以向市场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从而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益于民众的生活提高。与之相比，国有制经济由于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势必使其产品价格过高，民众无法从中得到"消费者剩余"，生活水平的低下早已经为过去时代的人们深刻领受过了。这些情况如此显然，仍然有某些人极力维护国有制，那是因为正象文中所说，是既得利益者的奇怪心理所作怪，他们通过维护国有制的计划经济获得了巨大利益，因此极力反对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私有制经济，以种种理论为借口对私有制经济进行指责与批判，把其说得何等的"邪恶"。这真是颠倒黑白！
今天，中国经济的国有经济规模比例仍然太过巨大，而这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如果反过来，即私有制经济获得今天国有制经济那么大的规模，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保证，中国经济规模至少比目前大10倍。因为，效率低下的经济成分占多，必定拖累整个经济体的健全发展，阻碍社会生活的发展进步，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矛盾重重，畸形扭曲问题无法根除。――黄焕金】
民营的，也是最好的
新望
我反复比，反复看，我总的感觉是国营企业迟早还是难搞得好，而民营企业则大有希望。1999年到温州考察时，我对温州市体改委主任马津龙教授说："天下者，乃民营企业之天下也！"
我住在全国十大民营企业之一江苏永钢集团近两年时间，曾对此问题做过一项专门的实证研究。我的结论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民营优于官营；从效率的角度来讲，私有优于公有。现将我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永钢的几条生产线都是国产的，总投入不过2.3亿，自己调试安装，自己维修，自己玩得转。国内年产钢材100万吨左右的钢厂，其总资产起码在50亿元以上，而永钢年产超过100万吨，总资产却只有15亿，这就使总资产贡献率和资金利用率大为提高。较低水平的投入，为永钢产品投身市场竞争奠定了低成本优势。国营企业普遍是进口设备，价格高，借债引进，财务成本高，生产的又是低价位的普通钢材，相比之下，永钢就能腾出钱来消化一些市场的不利因素。其实，一些国营企业在决定引进设备的时候，它就已注定了亏损的命运。出国考察，旅游、拿人家好处。效益的事留给下一任厂长去说吧！
永钢董事长吴栋材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省内某大型国营企业与永钢有合作意向，老总约他到该厂考察、谈判。吴栋材驱车到这家集团企业的焦化厂门口时，他已感觉到与这种企业合作凶多吉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整个工厂内外都是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垃圾堆，分不清哪是有用，哪是无用。尤其令吴栋材感到纳闷的是，焦化厂门口不远的大马路上，人为地挖出许多坑坑洼洼，而这条路是拉焦碳的货车必经之路。吴栋材断定，因该厂在城乡结合部，小坑小洼肯定是附近老乡所为。目的是让载着焦碳的汽车颠簸、缓行，以便捡走颠下车的焦碳，直至耙窃。问题是吴栋材作为一个外来者，一眼能看到，这里的管理者难道真是疏忽大意没看到？如果看到了为什么不去治理？和这样的伙伴合作能成功吗？
陕西某国营钢厂的一位老总晚饭后与我一起在永钢花园闲谈聊天。这位已接近退休年龄的老总向我讲了他的一个观点，他说，永钢这类企业是滚雪球滚大的，他们这类企业在滚雪球，我们这种国营企业也是在滚雪球。所不同的是，他们是越滚越大，雪地上的雪薄了，滚大的速度就小一点而已，我们虽也是在滚雪球，但最初的雪球是国家给我们的，而且我们是在一个发热的铁板上滚雪球，只会越滚越小。他们的老总收入高，职工感到自豪，我们的收入要么是不死不活，要么是不明不白。这位老总还愤愤地对我说，看看浙江的民营企业，来到永钢提货时匆匆卖份盒饭就走，国营企业的人往往赶到吃饭的时候来，招待一下就是几个小时。
所有轧钢厂的轧制过程中都有坏钢切头。永钢一般不超过1.5公分的浪费。氧化铁碎屑也只有11.5‰。一些国营大钢厂的干部职工来参观，看到切头如此小，如此恰如其分，感到非常吃惊，非常莫名其妙。要知道，用高速倍尺分段剪从线速达15米/秒的红钢条上切下有裂缝的坏钢，误差在1.5公分之内。这个效果是通过什么办法来控制的呢？他们各分厂的废钢切头基本都按2800元/吨（成品钢2000元/吨）的罚款性价格从总收入中扣除。冷条、弯钢按2500元/吨卖给责任人，这些责任人当然就有压力。分厂职工每年都要淘汰810个。干部也一样，有上有下，在这里没有只上不下的道理。不一潭死水。各车间每月安排生产28天，一个班630分钟，车间班组的生产管理就是按分钟为单位进行管理的。设备维修工每隔一会儿就要摸摸看看，因为主动停下来维修和出故障停下维修有明显区别，而且停修多少分钟与维修工工资挂钩。分厂厂长即使休息日也到厂里来转转，他们有一种侥幸心理，人在了，或许就能多产一吨、二吨钢材。看看永钢的车间，连一块废铁屑也没有，旧螺丝还要看看能不能再用，实在不能用，放整齐，统一回收。车间没有休息室，只有更衣室，人们脚步匆匆，精力集中。在半成品车间，气割工一瓶乙炔气150立方截面的坯料割43刀（长钢坯切短），问问国营厂割多少刀。为什么？乙炔气虽然集中采购，但是气割工自己掏钱购买。气割工工资高的每月拿4000多元，低的400多元。一位国营企业的气割工看到他家亲戚在永钢做气割，收入高，他也来了，但一月下来，不仅不拿工资，还差点倒贴。这种情况下不苦练技术，能行？一刀下去，手不抖，眼不眨，割缝极小，省气，出活，多挣钱。好工夫自然就慢慢学到手了。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制度安排之下的必然。
对于一个专业化的规模轧钢厂而言，利润的盈亏同流水一般，不怕"细水"，就怕"长流"，差之毫厘，往往会失之千里或得之千里。永钢的吨钢直接加工成本143元，已接近极限，原料+直接加工成本与市场上的钢材销价持平，利润哪里来？永钢的秘密武器是负公差轧制。"在实际生产中，由于技术最好的工人使用最先进的设备所生产出的产品也达不到其名义尺寸，因此在产品标准管理中规定，产品的名义尺寸与实际尺寸有一定差值，这个差值称之为偏差。其差值为负值时叫负公差。"国家冶金主管部门1980年代初就发文推广负公差轧制，但真正实行下去的厂子并不多。一位大国营厂工程师告诉我，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都想轧出负公差，但这从观念、技术、设备、质检、定尺、管理上都是一场硬仗，宛如火中取栗，老虎牙缝里剔肉，不易攻不。我曾看到过永钢热检工每半小时夹起发红的成品用高精度卡尺量一次直径，以便将数据反馈给调整工，热检工不仅要眼疾手快，还要有特殊抗热耐热的硬功夫。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负公差轧制带来的效益是典型的超额垄断利润，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我们也可以认为，即使在传统的制造业，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应用，技术代替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现象和趋势并不是不可改变，因为技术创新无止境。然而，超额垄断利润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主要的可能还是制度安排的结果。
永钢各部门基本不设副职，如发现人才可用，单独给一岗位让其施展才能。而附近一家国营大钢厂的用人原则是，能干的人只安排当副手，派个平庸点的压一压。一位黑龙江某大型钢铁集团的核心厂厂长，现在是永钢的副总工程师，他告诉我，国企的技术人员少了也好干，人不在多，在精，在怎么用。应当鼓励国有企业人才流动。出来的有压力，留下的也有了压力。
我将邯钢经验与永钢的管理机制做了下比较。永钢这类民营性质的企业，在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上都比邯钢一类企业要走得远、走得彻底。邯钢在模拟内部市场，而永钢的企业与市场没有边界；邯钢经验只是在告诉企业，狼是吃人的，而永钢机制却已是在告诉企业，对付狼要有技术和艺术。
苏钢是一家大型国营钢厂，职工12000人，总资产53亿，永钢2000人，总资产15亿，前者的利税不到后者的一半。苏钢的老总到永钢考察过后，让本厂电视台专门组合班子来拍摄。电视镜头上出现的是永钢步履匆匆主动巡查的电工、维修工和干净的生产现场，而苏钢的电工在休息室喝茶，一位生产班长说，请电工、维修工来，要看脸色，搞好关系，整个厂区、车间如同垃圾处理场。在这部电视片的最后，播音员用一幅哭丧的腔调发出悲鸣：
苏钢的朋友们，由于时间仓促，我们的报道还显得十分的肤浅。然而，在现场采访时我们的震惊难以抑制，我们的心在颤抖。一群稼庄汉在荒无人烟的芦苇沙滩上竟能掀起如此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深思。
我们的产量要突破，我们的质量要提高，我们的成本要降低。自下而上的危机一步步向我们袭来，危机的警钟已向我们敲响。苏钢的朋友们，我们亥怎么办？刀光剑影的市场竞争下，生生不息的改革发展中，苏钢的朋友们，我们该走哪一条轨道？
该走哪一条轨道？我们先来找找问题出在哪里。国有企业内部组织管理体制可说是一堆乱麻。一个核心，一个中心，谁都不能全心全意，只好三心二意。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是创业型的企业家，与企业的关系是血肉相联。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想的是自己的级别，想的是下一任到哪里去？还能不能升迁？而且，党政工，再加上一个上级挑选任命的一批副职。党委是委员制，行政是经理（厂长）负责制，职代会（工会）有是协商协调一致制，三种规则交织在一起。改制后有些企业干脆新三会加老三会，六驾马车，多头领导，权责不分。在内部管理上，"决策失误丢一块，管理混乱漏一块，挥霍浪费吃一块，大小蛀虫吞一块。"
而最根本的还在产权制度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都是必要的，不轻易否认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都是必要的，而不轻易否认个人价值。设计一种机制使二者结合起来，求得效用函数的平衡解，这是企业存在的一个普遍规则。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讲的"新集体主义"（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再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国营企业的产权安排，只强调集体理性、集体利益、社会价值，但却造成个人成本行为缺乏约束。结果是，工人吃原料，科长吃发票，厂长吃支票。成本行为恶化，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增大。
再进一步讲，如何理解公有制产权？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公"即"国"、"君"、"官"、"上"、"官家"、"家族"、"公家"，是"国家"和"政府"，"公有制"在许多基层的老百姓看来就是"官有制"。"公"的概念与中国传统体制的唯上、唯官等级性联在一起。"私"似乎就是反君、排斥家族，对"上"、对"官"不敬。凡与公相对地就是私。对私的极端压制和否定，使中国人很少对私的合理存在进行过辩护，以至公私不分，这就为一些有权之人"灰色私有"、把手随意伸向"公"的口袋埋下了伏笔。"唯官"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唯私"意识，而且"唯官"才是"唯私"的唯一一条捷径。在我国，人们还往往把"私有化"看作是"公有化"的对立面，而在东欧与独联体地区，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把"私有化"仅仅与个人拥有企业（虽然在私有化条件加下这是合法的，只要他不是通过化公为私的手段）联系起来，也没有一个国家提出"非公有化"的口号。"私有化"的同义语不是"非公有化"，而是"非国有化"、"非垄断化"，有些国家在立法上明确地把它们等同起来，更有趣的是许多国家在推行私有化时期，明确禁止"化公为私地私有化"。
如果说"官营"的对立面是"民营"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民营"就是"私营"。我们历来抑制"私营"，其实就是"贫民"、"弱民"、"抑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发展民营经济最符合党的宗旨和性质。为什么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2/3的资源，却只有1/3的贡献？这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如果离开非公有制经济都将不堪设想。先看改革，我们改革主要靠外围突破，增量改革，旧体制被撕开裂缝，新的市场体系（技术、劳动力、人才等）的建立和发育都主要靠非国有经济；再看发展，也是在国营企业江河日下的时候，主要靠非公有制企业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与其所掌握资源不相称的贡献。据调查，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至少是国营企业的四倍以上；再看稳定，我们的国有企业让利、放权、抓大、上市、工人下岗，仍然是皇帝的女儿，占尽了便宜，但是它自身最根本的机制并没有多大变化。想想看，假如没有这些年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仅全国2000多万（这个数字劳动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及有关科研单位各持一说）下岗工人如何吸收消化。张迎维断定，"企图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画出斑马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他它没有斑马的野性。"（《金三角》2000年第8期，张迎维《国企"内耗"何其多》）；步鑫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推定，"国企改革可能会取得某些成绩，但很难取得最后成功。"（任不寐，《与步鑫生对话》，《南风窗》1999年第4期）；为什么很难取得最后的成功？张五常尖锐指出，"别人的钱永远不如自己的钱花得小心。"（新浪，财经纵横，1999年10月14日）。
我们传统的意识形态反对私营或民营经济，因为它存在雇佣剥削制度。对此，张五常也曾举过一个例子，纤夫拉船，劳动和资本究竟谁雇佣谁？其实，从根本上说，一些人反对和不承认私有权，只是因为总想维护部分少数人的特权。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擅自经营电信"、"私自收购棉花"等等说法，压制民营，否定私有，他们就是企图维护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改革的攻坚战难就难在这里。
好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处在变化中的。据我的观察，在南方一些地区，民间个人意识形态及其观念正从"公有制偏好"向"私有制偏好"转变。传统的公有制企业缺乏效率，成本高，产品质量差，服务观念和态度差；而私有企业的效率高，产品成本低，质量好，服务观念和态度好。这已成了较为普遍的看法，从而成了一种新的价值判断和观念（金祥荣教授持同一看法，参见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4期）。徐滇庆、杨小凯、钱颖一等海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入关后，能和国外企业面对面开展公平竞争的唯一希望是国内民营企业的长足发展，因此，最近这今年应抓住机遇，在一些逐步放开准入管制的电信、金融等部门率先扶植国内民营企业，让他们尽快壮大。如果等国有企业彻底改过来，一来"矣河之清"，没有把握的事，二来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了，体制内存量的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相对于体制外增量的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退出成本高，改革阻力大，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恐怕也等不及。
王东京教授提出了公有制的三条标准：1、出资者也是劳动者；2、联合劳动；3、资本联合。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就算公有制（王东京，《全面认识公有制》，《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12月6日）。笔者同意王东京教授的这一观点。而且，照此标准，目前我国许多民营企业也应归入公有制之列。
其实，说到底，1999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公"与"非公"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要强调的只是：民营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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